2021-2025是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第十四個五年計劃時期，更是“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2019年已經過半，“十三五”時期也即將收尾，無論從外部環境來看，還是從內部環境來分析，中國的產業經濟發展都處于一個大變革時期，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和挑戰。

近期我國陸續有省市開啟了“十四五”規劃編制前期調研工作，基于客觀現實，我們看到如何編制好“十四五”規劃，并實際用于指導未來我國整體產業經濟發展，平衡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在編制規劃過程中抓住新趨勢、新關系、新訴求、新市場、新生態等五個“新”成為首要任務。

數字化

日前，新華社發布了一篇題為《我國數字經濟政策體系將加速成型》的報道，文章稱“互聯網+”高質量發展的政策體系正醞釀出臺，圍繞“互聯網+”以及數字經濟的系列重大工程或接續展開。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到31.3萬億元，占GDP比重為34.8%；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等10多個省市已基本形成數字經濟規模雛形。

這種種數據顯示，由數字經濟所引領的數字化變革已成為如今和今后一段時間最不可逆的產業和經濟發展趨勢。隨著5G商用牌照的正式發放，新一代信息技術加速推動城市/區域經濟向數字化方向發展的速度，預計2020年至2025年，5G將拉動中國數字經濟增長15.2萬億元。未來圍繞5G、數字化，不同的行業、企業將會開展多種多樣的具體實踐，同時區域試點、示范項目也將陸續推廣，數字化趨勢的政策體系、法律體系、行業準則也將逐漸浮出水面。

全球經濟分化

“十三五”時期，我國整體經濟發展面臨最大的考驗，當屬中美貿易不斷摩擦造成的負面影響。然而，中美貿易摩擦所造成的影響并非局限于我國與美國，全球經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表現出重心調整、政治格局變化、世界秩序需要重新梳理等等，新的國際關系正在加速形成，國際化也開始進入分化期。

“一帶一路”仍然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的發展重點，隨著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和交流加深，或將推動新一輪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格局的重塑，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來說也處于從單純規模增長向高質量轉型的重要時期。不得不說，編制“十四五”產業規劃時，需要從更加全面的角度入手，把握“新關系”所帶來的機遇，如何應對挑戰，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將具有重要意義。

平衡充分的發展需求

在“十三五”初期，我們發現我國主要矛盾已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貧富巨大差距、城市/區域之間發展不平衡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已經十分明顯，如何在“十四五”時期平衡區域經濟、平衡貧富差距、平衡人才結構，成為規劃編制過程中的重點和難點。

同時，“十四五”時期，我國大城市進入城市化后期、城市化進程放緩，二三線甚之三四線需要推進新型城鎮化、鄉鎮化概念，城市、城鎮和鄉村都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如何平衡城市、城鎮、鄉村發展，如何實現資源、人才、政策的協同發展，也是各城市/區域乃至我國整體“十四五”規劃編制的重點任務。

深化改革和開放

從國際市場來看，我國在“十四五”時期面臨了全球經濟的分化期，同時國內市場也面臨著改革深化期，進一步擴大開放程度，營造更加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成為未來五年發展最迫切的市場需求。

完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搭建更健全的市場平臺、加強監管體制機制的建立，要求各地政府和產業相關主管部門更能從市場的角度、企業的角度，引導市場發展、提升財政資源利用率、直擊產業痛點，提供更有效、更新穎的企業服務、產業服務。

綠色經濟

“金山銀山就是綠水青山”這一產業發展理念在“十三五”時期被反復提及，同樣在編制“十四五”規劃時，無論從國家層面還是城市區域產業經濟發展，仍然要注重產業發展與環境生態之間的平衡關系。霧霾、沙塵、草原退化仍是我國目前面臨的直接生態環境問題，而隨著新一輪信息技術的變革和更新，數字技術推動產業數字化轉型腳步加快的同時，所有業態的數字化對于環境的改善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并不沖突，在“十四五”時期更能同步發展實現共贏，無論是對于制造加工環節，還是傳統的服務貿易領域，當產業鏈各環節數字化含量逐漸提升時，將整體提升產品和服務質量，并有效優化生產流程，減少重復工作造成的資源浪費、冗余，同時降低能耗實現產業發展和生態保護修復的均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