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構建數字產業集群的理論和實踐邏輯

 

　　第一，從產業集群理論看，建設數字產業集群有利于產業集群理論的豐富和完善。產業集群理論是以地理空間為基礎的產業組織理論，其基本內涵是：在一個特定的區域或領域，聚集著一組相互關聯的企業、供應商和專門化的行業組織，通過區域聚集形成資源聚集和市場競爭，使企業共享區域公共資源、基礎設施和外部經濟，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提升特定區域或產業的綜合競爭力。產業集群理論特別強調兩點：一是要形成物理空間聚集，相關資源、企業和機構要在一定區域內有實體存在；二是要錨定特定產業聚集，在一定物理空間內形成特定產業鏈上各類供應商的匯集。數字產業集群一般理解為從事數字產品制造、提供數字產品服務、開展數字技術應用、通過數字要素驅動的企業主體及相關機構組成的企業集群。一方面，數字產業集群更強調技術、算法、知識產權等無形要素的集中，對傳統意義上的土地、設備等有形要素的依賴性下降，這就決定了數字產業集群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產業集群必須要形成物理空間集聚的特質。另一方面，數字產業集群具有典型的數字化、智能化、融合性特征，這就決定了其可能不再拘泥于某個產業、某類產品，而是聚焦某類應用、某類服務，比如人工智能數字產業集群可能作用于無人駕駛、智能翻譯等多個產業，擴大了傳統產業集群對特定產業的限定。因此，建設數字產業集群有利于豐富和完善產業集群理論，是對產業集群理論內涵和特征的再認識、再擴展。

 

　　第二，從產業集群實踐看，建設數字產業集群是實現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舉措。數字經濟以信息和通信技術為基礎，以數字化和網絡化的形式，促進經濟各領域的協同發展。數字經濟和數字產業的發展需要創新和合作，而數字產業集群可以提供一個創新和合作的平臺。數字產業集群高度依賴信息網絡、互聯網平臺開展協同設計和制造，通過數字化方式對集群內的資源、實體和活動進行管理，并以此吸引更多的資本、人才、數據等要素資源以及企業、機構等主體參與集群建設，既提高了集群的效率，也提升了產業的價值。從國內外來看，數字產業集群的實踐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果。例如北京、深圳、廣州、杭州等城市，已經形成了以互聯網、電子商務等數字產業為核心的數字產業集群，成為數字經濟和科技創新的重要基地。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2022年版《全球創新指數報告》顯示，我國的“深圳-香港-廣州”位列全球科技集群第二名。美國舊金山的硅谷是世界最為知名的電子工業和數字產業集中地，印度科技之都班加羅爾也被譽為“亞洲的硅谷”，這些地方的經濟活力、科技創新能力、發展潛力都處于世界前列。從世界發展格局看，全球數字經濟正在飛速發展，圍繞數字經濟的國際競爭不斷加劇，數字產業集群能夠帶動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提高地區的綜合競爭力。特別是隨著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和演進，涌現出一批數字產業集聚區和數字產業集群，有力支撐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第三，從數字經濟特征看，建設數字產業集群是破解傳統產業“集群病”的有效舉措。一般認為，產業集群是工業尤其是制造業的重要空間特征。雖然現代產業集群包含的范圍已經不再局限于制造業，也包括服務業、文化產業和科技產業等，但制造業仍然是產業集群的主要內容。制造業產業集群在發展初期，通常都表現出比較強的經濟帶動、資源匯聚和產業聚集效應，產業規模在集群內擴張速度比較快。但隨著市場需求逐漸趨于飽和、同質產業競爭態勢加劇、集群內企業生產經營慣性等因素，制造業產業集群一般都不可避免地陷入市場占有率變小、創新能力變弱、環境污染突出等困境，我們將其稱之為“集群病”。比如，曾經輝煌的美國汽車制造業產業集群所在地底特律，就是因為日本等汽車產業的崛起和競爭，以及在回應自動化技術應用方面比較遲緩，導致需求持續減少，產業持續萎縮，底特律也陷入難以逆轉的衰退。而數字產業集群本身具備先進的信息技術和通信設施，能夠為集群企業提供數字化轉型的技術支撐；此外數字產業集群還具有共享資源、協同創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優勢，能夠為集群內外的企業和機構創造產業聯動效應，從而實現產業創新鏈、產業鏈和價值鏈的深度融合，形成具有數字化特征的集群生態系統，推動集群內企業向產業高端邁進，協助傳統產業集群跳出“集群病”魔咒。

 

　　第四，從要素市場發展看，打造數字產業集群有利于發揮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價值。根據加爾布雷思的權力轉移論，人類社會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經濟中的重要性會隨著社會形態、社會階段的變化而不斷地發生變化。在不同的社會和同一社會的不同時期，誰掌握了最重要的生產要素，誰就掌握了權力。在農業社會階段，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和勞動力，因此權力掌握在封建主手里；在工業社會階段，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勞動力和資本，因此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里；在信息社會階段，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資本和技術，因此技術性組織掌握大量社會財富；當前人類社會進入以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為主要特征的數字社會階段，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是技術和數據，誰掌握了這兩種要素，誰在一定程度上就具備了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能力。而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如果孤立存在是很難發揮價值的，兩者必須走產業之路、與產業結合，才能實現價值化、商業化。數字產業集群可以為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的共享和交流提供平臺，為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的整合和應用創造條件，有利于這兩種新型生產要素充分釋放價值。同時，技術和數據運用到產業集群中，也能夠推動產業集群的創新和升級，提高集群和集群企業的效率和競爭力。

 

　　二、構建數字產業集群要處理好幾對關系

 

　　第一，處理好集群的“實體化”與“虛擬化”的關系。眾所周知，產業集群的核心是產業集聚，是同一產業在某特定地理空間內的高度集中，產業資本要素在特點空間范圍內的不斷匯聚。產業集聚的過程一般伴隨著區域內基礎設施、生產設施、服務設施等配套設施的建設，并在集聚機制的作用下，區域內實體經濟企業不斷匯聚，區域內生產鏈分工不斷細化，企業一對一的對接聯系更加精準，企業群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產業集群“實體化”運行的特點比較突出。而數字產業集群主要是通過網絡平臺實現網絡化協同研發、協同生產，而提供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算法支持的企業不一定在同一區域內，某種程度上擺脫了地理空間的束縛，呈現“虛擬化”運行的特征，這是數字產業集群與傳統產業集群的主要區別之一。集群“虛擬化”相比“實體化”有兩個明顯優點：一是減少產業集聚的成本。實體企業的聚集涉及企業遷入成本的計算，以及企業遷移后對遷出地經濟影響的計算，遷入地還要配套很多基礎設施，這部分的投入是很大的，具有一定的“不經濟性”。相較而言，“虛擬化”集群不存在這種成本投入。二是減少產業走向單一化的風險。早在1890年，馬歇爾就在產業區位理論中提出，產業專業化能夠帶來集聚外部性的同時，也會造成集聚區內勞動力和產品等要素需求的單一化，最終導致集聚區內所生產的產品不被市場所需求甚至需求減少，產區發展將受到損害。邁克爾·波特在《簇群和新競爭學》一文中也指出，集群產生后就處于動態演化中，可能由于外部的威脅或者內部的僵化而失去競爭力。“虛擬化”產業集群則因為數字化所天然具備的融合性、滲透性、流動性等特點，能夠便捷地吸收新知識、新技能，使得集群呈現動態發展、多樣化發展的趨勢，自然也更具活力和競爭力。

 

　　第二，處理好“數字化集群”與“集群數字化”的關系。數字產業集群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分。我們通常理解的數字產業集群是指圍繞提供數字產品而從事生產、服務活動的企業集群。從狹義概念看，數字產業集群主要是依靠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和數字平臺而發展起來的，其產品具有高度的智能化特征，在這類集群中數字要素是戰略性支撐資源，數字消費品是集群最終產品，因此集群表現出強數字化特質，一般稱之為“數字化集群”。從廣義范疇看，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滲透，其與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生產消費環節的融合越來越深，傳統產業集群也在向數字化、智能化、協同化方向快速發展。這時，數字化雖然不是集群核心特質，但已經滲透到集群中的每個企業、每個機構和每個業務流程，是集群維持產業利潤、保持產業競爭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將傳統產業集群表現出來的這種數字化特征，稱之為“集群數字化”。應該說，“數字化集群”是推動數字技術和數字要素發展、培育數字產品和數字設備的重要生產方式，是推動“數字產業化”的主要途徑。而“集群數字化”是推動數字產品和數字技術廣泛應用、實現傳統產業集群轉型升級的重要方式，是實現“產業數字化”的主要途徑。從“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的關系來看，數字產業化是基礎，產業數字化是目標，經濟發展最終還是要走向全產業數字化，發展“數字化集群”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推動實現“集群數字化”。因此，建設數字產業集群既要注重發展“數字化集群”，也要注重推動“集群數字化”。

 

　　第三，處理好數字產業發展和數字產業安全的關系。從近幾十年的發展來看，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產業集群表現出很強的競爭力，世界各地也出現了很多成功集群的案例。然而，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產業集群都是成功的或者能夠持久保持競爭優勢的，有的集群只是曇花一現，有的集群則是陷入發展困境直至衰落?，F有研究表明，導致集群老化或消亡的原因包括結構性風險、周期性風險、制度性險、競爭性風險以及政策性風險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反向更替，指產業集群的發展與政策和環境不相容，導致了環境條件惡化，從而使產業集群走向衰落。西歐的很多鋼鐵、煤炭、紡織等老工業集聚區就是這樣消亡的，我們把這類問題歸結為產業本身不具競爭力。二是外部競爭，指集群內的資源供給、產品生產等受到外部競爭環境的制約，比如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導致集群內企業成本普遍高漲，進而影響終端產品價格競爭力。多數集群對外部市場競爭、資源定價比較敏感，供應鏈比較依賴外部市場環境，我們把這類問題歸結為產業自主可控性不強。數字產業集群相比傳統產業集群雖具有較強的創新性，但同樣存在上述風險，而且其面臨的安全風險更具特殊性，也更難以把控。一是網絡安全的風險。數字產業集群高度依賴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比如智能駕駛產業集群、智能語音產業集群等，這類集群企業極易受到網絡攻擊和噪音數據干擾，產品的安全風險更高。二是技術自主可控性不足的風險。數字產業集群涉及通信技術、算法技術和高精度制造技術等，這些技術具有高度的標準性、排他性和動態性，且進入壁壘比較高，往往被全球為數不多的實體機構所掌握，一般的企業集群很難控制這些技術的走向。因此，建設數字產業集群要格外關注其安全性問題，否則集群的發展難以保持持久。

 

　　三、從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分析數字產業集群構建路徑

 

　　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又稱波特菱形理論或波特鉆石模型，是邁克爾·波特在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用于分析一個國家特定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也被視為分析產業集群現狀、制定產業集群政策的重要工具。根據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影響產業發展的主要因素包括生產要素、需求條件、輔助行業、同業競爭、政府作用和發展機遇。發展機遇可遇而不可求，可用于分析已有產業集群發展狀況，但這里不作為制定政策建議的研究內容，而是主要從其他五個方面來探析如何建設數字產業集群。

 

　　第一，從生產要素看，要充分發揮技術和數據等要素的競爭優勢。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認為，要素包括初級要素和高級要素兩大類，前者包括自然資源、地理位置，后者包括通訊設施、復雜勞動力、科研設施以及專門技術等，而高級要素對產業競爭優勢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對數字產業來說，高級要素包括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和人力資本。一是加強共性數字技術的研發。關鍵共性數字技術包括5G、集成電路、人工智能、基礎軟件、工業軟件等，是數字產業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核心支撐。要發揮市場活力與制度優勢，加強對基礎技術、關鍵共性技術的研發創新支持，促進“政產學研用”協同創新，加快突破數字領域的技術瓶頸，推動新一代數字技術在數字產業集中的應用。二是加快推動數據要素價值化。加快推進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國家算力樞紐節點和國家數據中心集群的作用。積極探索數據流通交易新模式，激活數據要素價值潛力，實現數據要素紅利向產業發展能力的轉化。三是加強數字人才要素支撐。數字人才的集聚和培養是數字技術進步、數字經濟發展和打造數字產業集群的重要要素支撐。要以國家實驗室、重點企業研發機構等為平臺載體，以引進人才、留住人才的各項制度和政策為基本保障，增強對全球數字技術優秀人才的吸引力。同時重視基礎教育，為數字經濟發展儲備后備人才，加快人力資本積累。

 

　　第二，從需求條件看，要積極推動生產和消費場景的數字化。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認為，國內需求市場是產業發展的動力，如果本地的顧客需求領先于其他地方，將為本地產業發展帶來優勢，因為先進的產品需要前衛的需求來支持。這里的客戶，從狹義角度看主要是終端消費者，從廣義角度看也包括產業鏈上的非終端產品供應商。中國是人口大國和消費大國，構建適度超前的數字化生產和消費場景，有利于數字技術、數字產品的不斷成熟，也有利于數字產業的持續發展。從有利于企業生產的角度看，要系統梳理共性問題和需求，以共性場景作為突破點，將數字化轉型場景貫穿產前、產中和產后不同環節及企業內部的組織管理，由點及面將共性需求轉變為系統解決方案和產品。產前以互聯網消費數據強化市場洞察預測，進而引領數字化研發設計；產中以數據驅動加快數字工廠建設，改造生產制造中的瓶頸問題，推動柔性制造等新模式；產后通過數字化供應鏈管理、數字化營銷、數字化服務等升級產品和服務提供方式，推動消費品精準觸達用戶。從有利于用戶消費的角度看，關鍵是創新消費場景，比如鼓勵發展定制消費、體驗消費、智能消費等新型消費，加快云零售、云商超等新場景建設，發展“無接觸交易服務”“無人化服務”等服務模式，通過創新消費場景帶動數字技術和數字產業向新應用領域不斷滲透。

 

　　第三，從輔助行業看，要重點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發展。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認為，一個優勢產業不是單獨存在的，它是同國內相關強勢產業一同崛起的。產業要形成競爭優勢，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應商，也不能缺少上下游產業的密切合作。因此，推動數字產業集群發展，還必須從數字產業本身和上下游產業的數字化上發力，簡而言之就是要著力推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在數字產業化方面，圍繞打造戰略競爭優勢，加快推動代表國家戰略方向、創新密度高、市場潛力大的產業集群化發展，如下一代通信技術、先進制程集成電路、智能網聯汽車、工業機器人等，增強本土產業鏈供應鏈競爭力，形成全局帶動效應；圍繞搶占新興領域發展先機，鼓勵推動云計算、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集群化發展，通過規模集聚、優勢互補促進新興產業高速成長。在產業數字化方面，持續推動數字技術、數據要素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以智慧農業、智能制造、智慧物流、數字金融等為代表的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推動數字技術向傳統產業的滲透拓展，積極探索各類數字化應用場景；加快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培育發展一批數字化轉型技術、產品、服務和解決方案，逐步引領產業集群向更高質量、更高水平演進。此外，要著力推動核心數字技術自主可控，加強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建設，提高數字產業集群的安全性。

 

　　第四，從市場競爭看，要堅持對內發展龍頭企業和對外擴大開放合作并重。國際競爭優勢理論認為，推進企業競爭關鍵是要有一定動力，這種動力可能來自國際競爭，也可能來自本土競爭，而最佳的國內競爭狀態是有兩到三家企業獨大，用規模經濟和域外企業抗衡，并促進內部運作的效率化。因此，建設數字產業集群也要聚焦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一方面，要積極培育國際標桿數字企業。生態構建力強的龍頭企業在數字產業集群建設中發揮著重要的集聚核心作用，能夠促使產業鏈上下游的有機銜接，實現產業鏈循環發展。要培育一批具有資源配置力、生態主導力、國際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和細分領域“專精特新”企業，發展壯大現有科技頭部企業，加快引導以流量為核心的平臺企業向價值型平臺進化升級。同時，積極構建頭部企業協同中小企業和創新企業蓬勃發展的“雁陣式”格局。另一方面，要擴大數字產業對外開發合作。推動集群優勢數字產品、數字技術、數字企業“走出去”，開展與國際標準銜接的技術標準、監管規定等制定。繼續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和《數字經濟伙伴關系協定》，促進產業升級和服務貿易、數字經濟的協同發展；積極參與有關數字技術領域的國際治理體系變革，為國內數字技術研發和應用爭取更大的空間。

 

　　第五，從政府功能看，要積極為產業集群“數字化”發展創造政策環境。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認為，雖然從事產業競爭的是企業，而非政府，但政府能夠為企業經營提供所需要的資源，為產業發展創造好的市場環境。產業集群數字化是大勢所趨，也是數字產業集群發展的必然趨勢和高級階段。一是制定產業集群數字轉型的路線圖。合理界定各方職責，聯合集群生態內的各類機構，統一產業集群數字化轉型的目標，達成產業集群數字化轉型的共識，分步驟有序推進集群數字化轉型發展。二是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支持。推動園區平臺、產業服務平臺和工業互聯網平臺等對中小企業延展服務邊界，加強數字化轉型培訓、直播等數字載體建設、標準化服務供給等，為中小企業創新發展賦智賦能。三是加強數字產業集群基礎設施建設。新基建是數字產業集群的最重要的基礎設施，也是數字經濟的“大動脈”。要完善大數據、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區塊鏈、跨境支付等數字技術基礎設施，集約高效建設5G、衛星互聯網等新型信息基礎設施，為產業集群數字化轉型提供基本支撐。此外，還要繼續優化數字經濟營商環境，以公平的市場競爭保障數字企業健康發展。

     來源：沛縣數字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