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增強傳統消費動能的同時，依靠技術變革與制度創新激發新型消費，正成為當前加快釋放內需潛力的關鍵。習近平總書記在7月23日主持黨外人士座談會時提出“有力提振消費”等一系列重要要求。8月21日國務院出臺的《關于深入實施“人工智能+”行動的意見》對“人工智能+”消費提質作出系統部署。展望“十五五”，“人工智能+消費”將通過重構供需關系、優化資源配置，重塑消費者的行為方式與價值認同，成為引領消費方式深層轉型的關鍵力量，推動消費體系加快邁向數字化、智能化和個性化的新階段。

 

1.“人工智能+消費”的階段性特征

 

截至2024年12月，我國生成式人工智能產品用戶規模已達2.49億，應用場景持續拓展，已成為撬動新一輪消費升級的重要支撐。與之相應，從2025年3月中辦國辦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到5月《數字中國建設2025年行動方案》發布，國家層面持續釋放促進“人工智能+消費”的政策信號。面向“十五五”，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豐富消費場景基礎，“人工智能+消費”有望從技術驅動階段邁向生態融合階段，成為釋放內需潛能、引領消費變革的戰略性抓手。

 

從技術演進看，大模型驅動“人工智能+消費”邁向生態化、系統化。未來幾年，AI大模型市場規模復合增長率將達40%，人工智能發展邁向通用化、平臺化、生態化新階段。在底層技術上，計算硬件持續向高效能、低能耗方向演進，數據資源質量與處理能力同步提升。在融合應用方面，人工智能與交通運輸、醫療服務、金融、教育、政務等領域深度融合，推動社會各行業的智能化系統重構。這一趨勢不僅拓展了技術應用的邊界，也為消費場景的多元協同和功能整合提供了堅實基礎。在消費領域，“人工智能+消費”從局部場景賦能轉向全鏈條系統滲透，消費者從數據提供者演變為智能參與者，消費模式更具個性化、情境化與沉浸式特征。而平臺企業從單一技術部署邁向生態系統建設，通過“數據+算法+算力+場景”協同支撐，重塑“人貨場”關系與商業組織形態。這一演化有望大幅提升消費效率、拓展場景邊界，為釋放內需潛力、重構供給體系注入新動能。

 

從供需結構看，人工智能消費成為培育新型內需體系的重要抓手。“十五五”時期，傳統的人口紅利將進一步減弱，消費擴張進入更注重質量、效率與匹配性的階段。在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通過重塑消費場景與供需邏輯，激活新內需、培育新動能。一方面，消費需求日益呈現分層化、個性化趨勢。從中等收入群體到銀發群體、從一線城市到下沉市場，各類人群在消費偏好、服務預期與支付意愿上差異顯著，推動消費從大眾產品走向定制供給。而人工智能依托大數據與算法驅動能力，實現場景嵌入、情感互動和價值共創的轉變，顯著提升了供需適配質量和效率。另一方面，消費者的消費理念也在悄然變化，轉向更重體驗、重情感、重參與的價值型消費。消費者對“功能+情感+服務”的綜合期待倒逼企業重構生產邏輯，這種理念的變遷促使企業在產品設計和服務流程上注重互動性、情感性與陪伴感，推動虛擬助理、智能陪護等新型服務業態快速興起。總體來看，人工智能正使供需關系走向動態適配，為構建更加高效、柔性、可持續的內需體系提供了現實路徑。

 

從包容性發展看，“人工智能+消費”面臨“智能鴻溝”與需求錯配的雙重挑戰。人工智能與消費的深度融合不斷釋放新動能，但普惠性不足、結構分化的風險可能加劇“智能鴻溝”與需求錯配。一方面，技術的應用正在拉大人群之間在使用門檻與受益水平上的差距。高學歷、高技能群體因具備更高的數字素養和更強的支付能力，往往能更充分地享受個性化推薦、精準服務和消費補貼。而不少中低收入或年長群體則在智能消費體系中處于邊緣狀態，進而形成新型的“數字消費排斥”。另一方面，算法主導下的供需匹配機制也加劇了消費行為的錯配。部分平臺在進行算法推薦時，可能誘導非理性消費、加劇沉迷性使用，逐步弱化消費者自主選擇的空間。當所謂的個性化日益被標簽化與重復性驅動替代時，消費體驗容易陷入趨同，甚至遮蔽多樣性與創造性。一旦這種“圈層消費”與“算法審美”固化，就有可能影響消費市場的整體活力與公平性。因此，要在推動智能消費擴展的同時，加強普惠機制設計，防止科技紅利變成分化壁壘。

 

從制度環境看，推動“人工智能+消費”發展亟待形成系統化、前瞻性的治理框架。隨著人工智能與消費深度融合，智能消費的發展已不再僅是技術驅動或市場演化問題，更面臨制度體系重塑與治理邏輯重構的挑戰。目前，數據權屬不清、算法透明度不足、平臺責任邊界模糊等關鍵問題仍缺乏統一、可操作的制度規范，數據安全、算法公平、用戶權益保護與市場效率之間的張力逐漸顯現。現有政策側重于示范試點與產業培育，但在平臺責任認定、跨域監管協同、消費者權益保障等治理環節仍存在責任真空、規則缺位、執法碎片化等現實問題。同時，數字平臺跨界經營、技術演進快于監管更新的趨勢日益明顯，傳統按行業劃分的監管體制難以適應全面智能化背景下的新型消費生態，亟須構建分層分類、動態可調的人工智能消費標準體系。面向“十五五”，政策導向應注重發展與治理并重，加快形成結構合理、規則清晰、響應高效的智能消費治理體系，護航“人工智能+消費”高質量發展。

 

2.推動“人工智能+消費”深度融合發展

 

發力智能供給體系建設，推動產品和服務高質量迭代。推動“人工智能+消費”深度融合，首要著力點在于構建面向未來的智能化供給體系。在“十五五”期間，伴隨人工智能關鍵技術不斷突破，供給側正迎來從產品驅動向智能服務驅動的根本性轉變。通過加快智能制造、數字內容、智能家居、文旅文娛等重點領域的融合創新，人工智能正成為提升供給質量、豐富消費場景、引導新型需求的重要動能。企業需深度挖掘“人工智能+”技術在產品設計、功能拓展與情感交互等環節的增值潛力，打造更多兼具智能化、個性化與體驗感的高附加值產品。尤其在家電、穿戴設備、汽車等終端領域，推動產品超越工具屬性，向情感載體升級。增強人機互動體驗，滿足消費者更高層次的情感認同與生活想象。以智能服務為核心，重塑傳統供給邏輯，推動零售、健康、教育等領域向陪伴型、定制型、沉浸型消費加速演進。圍繞用戶全生命周期和多元化需求，構建智能推薦、主動響應、持續交互的服務機制，打造以用戶為中心的動態供給新模式。推動平臺企業向智能生態運營商轉型，構建覆蓋產品設計、服務輸出與用戶運營的融合生態。通過打通上下游供需鏈條，聯動中小企業、產業鏈伙伴與內容創作者，形成多元參與、數據互通、價值共創的智能供給體系，提升整體供給效率與協同創新能力。

 

拓展重點場景應用生態，激發多元智能消費需求。深化“人工智能+消費”融合，需圍繞重點場景推動技術與消費深層聯動，拓展沉浸式、互動型、多終端的應用生態，催生新業態、塑造新體驗、釋放新需求。“十五五”時期，隨著智能終端普及率提升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的普遍開放，消費場景將從單一渠道向跨場景、跨平臺、跨空間融合演進。一是聚焦生活服務、文化旅游、健康養老等民生重點領域，加快人工智能應用場景落地。以康養為例，AI助手、智能檢測與個性化健康方案構建起以用戶為中心的陪護型服務系統，讓服務供給更具溫度與效率。二是注重線上線下融合場景創新，推動電商直播、無人零售、智能家居等領域跨界聯動，營造更具參與感的智能消費環境。數字人、虛擬空間、增強現實等前沿技術的結合，也將不斷拓寬感知邊界和想象空間，塑造更加多元和可持續的消費體驗。三是強化公共政策對場景建設的系統支持，通過設立試點和完善激勵機制，打通人工智能在消費場景中的落地通道。重點圍繞高頻剛需、交互性強、模式可復制的場景，培育一批具有引領性、示范性和擴散力的“人工智能+消費”融合應用，為人工智能更深層次融入日常生活、構建高質量智能消費生態奠定基礎。

 

強化底層能力支撐體系建設，夯實融合發展的長期基礎。要實現“人工智能+消費”的深度融合，必須構建堅實可靠的底層能力體系，確保智能消費生態運行的穩定性與安全性。“十五五”時期，智能消費對算力、數據、算法等底層資源的依賴日益增強，對制度規則與公共支撐能力也提出更高要求。推動算力普惠化，通過優化基礎設施布局、降低服務門檻，提升中小企業和非中心區域對智能技術的可及性。支持地方建設區域性算力中心，推動形成“云邊端”協同的服務體系。加快推進高質量數據公共化，聚焦與消費緊密相關的交通、物流、支付、市場、用戶行為等關鍵領域，完善公共數據采集、脫敏處理與開放機制，推動多元主體間的數據協同共享。引導平臺企業探索“數據公益池”機制，在保障隱私的前提下，釋放數據要素潛能，增強算法模型的適配性與包容性。提升算法基礎能力，鼓勵開發更具適應性的通用模型與行業模型，支持開源生態建設，推動模型能力提升，更廣泛地服務于中小平臺與多元消費場景。通過強化資源底座、打通技術堵點，為“人工智能+消費”提供穩固、普惠的基礎支撐，確保“人工智能+消費”融合進程行穩致遠。

 

構建靈活包容的制度保障體系，筑牢融合發展的治理基座。“人工智能+消費”的融合發展不僅是技術進步和市場演化的結果，更離不開制度環境和政策體系的有力支撐。當前，在數據確權、算法監管、消費者權益保護等關鍵環節，尚存在標準不一、規則缺位和責任界限模糊等問題，已逐步顯現出對智能消費健康發展的掣肘，要推動制度體系向前延伸、向深推進。一是強化事前規范與風險預警，聚焦算法歧視、信息誤導、虛假交互等重點隱患，建立覆蓋數據安全、算法合規和平臺責任的綜合治理機制，提前介入、及時干預，防止問題累積擴大。二是健全協同高效的政策執行體系，打破部門壁壘與信息孤島，推動工業、數據、文化、金融等多領域和監管部門聯動協同，探索設立覆蓋不同消費場景的治理試點。鼓勵地方因地制宜推出“人工智能+消費”支持政策，在算力平臺建設、數據資源開放、消費新業態培育等方面提供精準扶持，逐步形成兼顧發展與規范、活力與秩序的制度生態。三是構建分層分類的治理工具箱，增強制度響應的彈性與精準性。針對不同行業、平臺體量與技術類型，探索適配的監管規則與責任機制。對大型平臺應強化外部問責與透明義務，對中小企業則應給予技術引導和包容監管，逐步建立一套分級監管、分類施策、動態優化的智能消費治理體系。

 

（作者：夏杰長、王文姬，分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江蘇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南京郵電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 來源：光明日報 2025年09月0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