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全方位全鏈條普及應用，發展工業互聯網，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這為新時代新征程推動數字產業集群高質量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數字產業集群是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從事數字產品制造、數字產品服務、數字技術應用、數字要素驅動、數字化效率提升的企業主體及其相關機構等組成的具有較強核心競爭力的企業集群[1]。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是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必然選擇，也是加快發展數字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現實路徑。

一、發展現狀

（一）產業引領力：規模持續增長，區域布局高度集聚

全國各地積極打造數字產業集群，使其成為驅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

1.集群規模持續增長。國家高新區著力推動數字產業集聚，2024年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營業收入約達18萬億元，同比增長6.3%，占全國數字經濟總量的38%。其中，中關村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術萬億級產業集群，上海張江集成電路產業、武漢東湖光電子信息產業規模分別占全國的20%和50%。

2.東部地區集聚效應顯著。從工業和信息化部發布的先進制造業產業集群、國家發展改革委公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集群、科技部發布的創新型產業集群名單，筆者梳理出屬于數字經濟領域的產業集群達86個，去除重復的，數字經濟領域的產業集群數量達76個。其中，東部地區占39個，形成“一帶（沿海經濟帶）三核（環渤海、長三角、粵港澳）”的空間分布格局。

3.中西部地區“多點開花”。中西部地區通過飛地經濟、要素驅動、鏈群協同、生態共建等模式主動承接數字產業轉移，逐步成為數字產業集聚地，涌現出成渝電子信息、武漢光電子、貴州大數據、內蒙古算力等特色產業集群。2023年，成渝地區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發明專利有效量達到8.0萬件，同比增幅達到33.8%，增速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二）科技創新力：創新資源高度集聚，成果不斷涌現

1.創新資源高度集聚。2024年，國家高新區企業研發經費支出占全國比重約50%，集聚全國25%的研發人員，擁有省級及以上研發機構3.5萬余家。其中，企業R&D經費內部支出約1.2萬億元，同比增長4.3%。在創新載體建設方面，11個國家人工智能創新應用先導區建設不斷推進，中央與地方聯合共建具身智能機器人、人形機器人等制造業創新中心，進一步推動機器人及相關關聯產業集聚發展。專利資源分布呈現明顯的區域集中特征，截至2023年底，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京津冀三大區域的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發明專利有效量分別達43.0萬件、36.3萬件和34.7萬件，合計占國內數字經濟核心產業發明專利有效量的71.1%，區域創新資源集聚效應顯著。

2.數字技術創新取得新進展。5G標準必要專利聲明全球占比達42%，人形機器人、無人機、AI智能體等標志性產品取得突破性進展。國家高新區企業創新產出優勢顯著，其擁有的發明專利數占全國總量的50%左右。2024年，萬人授權發明專利數達122.9件，是全國同期平均水平的近10倍；在國際專利布局方面，PCT國際專利申請量占全國比重約50%，展現出較強的全球技術競爭力。

3.創新實力持續增強。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發布的《2025年全球創新指數（GII）》報告顯示，我國共有24個科技創新集群躋身全球百強，集群數量連續3年位居世界首位[2]。從具體集群排名來看，深圳—香港—廣州創新集群位列全球第一，這一成績主要得益于華為等龍頭企業近年來專利提交數量的迅速增長；北京、上海—蘇州分別位列全球第四和第六，我國核心區域創新集群已形成“多極引領”的發展格局。

（三）要素吸引力：數據資源和人才儲備優勢不斷增強

1.數據規模快速增長。《全國數據資源調查報告（2024年）》顯示，2024年，全國數據生產量達41.06ZB（澤字節），較2023年增長25%；數據存儲總量達2.09ZB，同比增長20.81%[3]，數據生產與存儲規模均保持高速增長態勢。從區域發展實踐來看，北京、上海、寧波等地積極推動數據產業集聚區建設，通過政策引導與資源傾斜，大力吸引和培育數據技術企業，持續完善數據基礎設施與服務生態。此外，成都、沈陽、合肥等地也在加快行業數據資源建設，圍繞工業制造、醫療健康、智慧教育等重點領域，已形成超過300個高質量數據集，為行業數字化轉型和智能化升級提供了堅實的數據支撐。

2.數據基礎制度改革提速。國家高新區率先探索數據要素“改革沙盒”模式，將數據開放、場景拓展等納入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相關改革試點。北京創建數據基礎制度先行區，寧波啟動“數創港”共建，深圳前海開展“數據特區”建設，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探索。

3.人才集聚規模優勢突出。數字產業集群依托企業、研發機構等優勢，集聚了大量數字領域人才。例如，北京海淀人工智能集群擁有人工智能領域全國重點實驗室14家、新型研發機構3家，有21家高校獲批人工智能本科專業，匯聚全國20%的人工智能頂尖人才，專業學者1.23萬名和AI2000全球頂尖學者百余人，上述資源均占北京市總量的80%以上[4]。上海集成電路產業集群已發展成集設計、制造、封測、材料、裝備及其他配套、服務于一體的完整集成電路產業鏈，集聚了超過2000家行業企業、全國40%的產業人才。

（四）企業凝聚力：產業主體協同化發展格局逐步形成

1.龍頭企業發展勢頭強勁。企業是數字產業集群的核心載體，其中龍頭企業憑借技術、資源與市場優勢，在集群建設中承擔核心引領角色——既為集群內中小微企業提供穩定的市場需求、技術適配與供應鏈支撐，又通過生態共建推動集群整體創新能力與產業競爭力提升。《中國互聯網企業綜合實力指數（2024）》顯示，前百家企業互聯網業務收入總規模為3.53萬億元，同比增長9.8%；營業利潤總額達6618億元，同比增長13.7%[5]。從數據維度看，利潤增速顯著高于營收增速，反映出龍頭企業在規模擴張的同時，盈利效率與核心業務競爭力進一步提升。

2.中小企業集聚發展。在國家“專精特新”培育政策引導與市場驅動下，中小企業依托區域資源與產業基礎，呈現“集群化、專業化”的發展態勢。截至目前，我國已累計培育300個國家級中小企業特色產業集群，筆者梳理出其中屬于數字經濟相關領域的集群達到82個，占國家級特色產業集群總量的27.3%（82/300），數字領域中小企業集群化發展特征顯著。以北京市海淀區為例，該區機器人產業集群集聚具身智能企業297家、人形機器人整機企業22家，形成了以“大腦、小腦、本體”為核心的具身智能全產業鏈條體系。珠三角地區作為我國電子信息產業高地，在第四批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評選中，有超過200家本地企業成功入選。

3.龍頭企業引領中小企業協同發展。在數字產業集群生態中，龍頭企業發揮資源整合與創新引領作用，帶動中小企業“鏈式”融入高端價值鏈，實現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協同創新。例如，安徽合肥市智能語音集群（中國聲谷）在科大訊飛的帶動下，匯聚了國家智能語音創新中心等100多家人工智能領域創新平臺，入園企業超過2200家，營收超10億元企業達20余家、專精特新企業近200家，實現了產業鏈層面的深度協同。

（五）生態影響力：國際合作與產業協同發展成效突出

1.國際合作進一步深化。截至2025年4月，國務院批復的跨境電子商務綜合試驗區達177個，覆蓋31個省級行政區，其進出口額占全國跨境電商進出口總額的95%以上。例如，深圳依托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2024年跨境電商進出口額達3720億元，集聚了12萬家跨境電商賣家，海外倉數量超350個，建設面積突破380萬平方米。杭州是全國首個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海關數據顯示，杭州跨境電商綜試區成立10年來累計進出口額突破2000億元，跨境電商貿易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帶動6.5萬家企業實現全球化發展。

2.產融合作力度持續加大。2025年1月，國家人工智能產業投資基金正式設立，總規模為600億元，圍繞人工智能算力、算法、數據等全產業鏈開展投資布局。上海于2016年設立上海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有限公司，首期募集規模285億元，投資了華力、中芯國際等14家產業鏈重點企業；2024年，再次布局450億元集成電路母基金，重點投向設計、制造和封測等核心環節。

3.產業生態持續優化。例如，杭州從政策、產業、資金、人才等方面發力，打造協同創新的生態化發展環境，推動杭州“六小龍”迅速出圈。深圳則充分發揮國資企業優勢，成立鴻蒙生態服務（深圳）有限公司，打造開源鴻蒙生態創新中心，提供產品適配、測試認證、人才培養等公共服務，匯聚生態伙伴超100家，推動多家上市企業在深圳設立鴻蒙子公司。

二、存在的問題

當前，我國數字產業集群處于快速發展過程中，仍面臨一系列結構性挑戰與外部壓力，制約其向更高水平邁進。具體而言，在數據要素價值釋放、內部競爭生態、協同發展機制以及國際市場拓展等方面尚存在明顯短板。這些問題不僅影響產業集群的整體運行效率與國際競爭力，也為持續推進數字產業高質量發展提出了亟待破解的現實命題。

（一）集群數據要素價值釋放不充分

數據作為數字產業集群的戰略性生產要素，其價值轉化與釋放效率直接影響集群核心競爭力，但實踐中數據要素價值并未得到充分釋放。從供給層面來看，由于數據治理能力弱、數據標準不統一，企業難以采集更多業務場景數據，導致集群數據匯聚難度大、規模不足、維度不夠或含有過多“雜質”，數據整體質量偏低。從流通層面來看，數字產業集群存在“低、小、散”問題[6]，缺乏在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上進行大規模投入的能力和意愿，導致數據在集群內跨主體流通難度大。從應用層面來看，由于企業數據分析能力不足，相關技術工具或解決方案欠缺，數據利用多停留在簡單記錄、報表制作等淺層應用層面，未能充分發揮其潛在價值。

（二）部分集群存在同質化競爭苗頭

數字產業集群發展過程中，同質化競爭問題逐漸顯現，具體表現為企業產品趨同、政府規劃重疊與園區功能重復的三重矛盾，部分領域已陷入低水平內卷的發展困境。

從企業發展來看，集群內企業產品趨于雷同、技術水平相近，部分產業陷入“內卷式”惡性競爭。Wind數據顯示，2024年芯片相關企業倒閉或注銷達14648家，較2023年增長近45%。據集微網不完全統計，2024年82家A股半導體上市公司中有44家出現虧損，合計凈虧損158.24億元。從政府規劃層面看，各地為招引企業、培育產業，紛紛出臺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集群規劃，聚焦于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低空經濟等熱點賽道，但缺乏基于區域比較優勢的差異化布局，導致低水平重復建設問題凸顯。從園區建設來看，部分園區間存在功能定位重疊、產業布局趨同、招商引資惡性競爭等問題[7]，園區的產業集群效應不明顯。截至2024年底，全國產業園區空置率已攀升至28%，而招商成本同比增加37%。

（三）集群生態建設協同化發展乏力

從協同合作來看，集群協同合作機制不健全，內部企業聯系不夠緊密，產學研協同創新不足，“集而不群”現象依舊普遍，難以形成合力。例如，北京市海淀區擁有大量的人工智能企業，但這些企業在技術研發、產品應用等方面往往各自為戰，缺乏與傳統制造業、服務業等其他產業的深度融合。從龍頭牽引作用來看，縣域集群主體多為中小企業，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龍頭企業；即使存在龍頭企業，其牽引帶動作用也不足，對上下游企業的整合能力和引領帶動作用有限。例如，上海AI頭部企業商湯科技、依圖科技，尚未形成強大的聚力之勢。從服務生態來看，支持集群發展的共性技術研發、檢驗檢測、標準、專利、融資服務等公共服務配套不完善，對集群內中小企業的扶持發展政策有待完善。

（四）地緣政治沖突加劇集群出海挑戰

從現狀來看，集群企業國際化深度不足，缺乏海外行業巨頭企業。2024年，騰訊、阿里巴巴、小米的海外業務營收占比分別為9.8%、13.3%和41.9%，而Meta、亞馬遜、蘋果的國際業務占比分別高達61.5%、22.4%（不包括AWS云服務）和57.3%。從趨勢來看，集群企業出海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今年5月，中美貿易出現波動，美國等西方國家持續加強對華技術遏制。5月16日，美國商務部發布公告，警告業界使用中國先進計算機芯片的風險。5月23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通過新規，禁止被其認定存在國家安全風險的中國實驗室參與輸美電子產品測試認證，涉及智能手機、電腦等全品類設備。

三、發展路徑

（一）推動集群數據共享與融合應用

加快推進全國一體化大數據中心體系建設，充分發揮國家算力樞紐節點和國家數據中心集群的作用，提升數據共享開放與開發利用水平。支持龍頭企業或行業協會牽頭建設行業高質量數據集，探索建立集群數據流通和交易機制，推進數據采集、歸集和治理。開展產品主數據、數據空間等試點，統籌推進數據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通過構建標準化服務接口，提供普惠化、規范化的基礎數據服務。面向產業集群實施企業數據標準化治理行動，推動DCMM（數據管理能力成熟度評估模型）區域試點和企業貫標，加快推動企業級數據中心建設，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和企業開展首席數據官制度試點，夯實產業集群數據質量基礎。打造數據開源社區，培育數據采集加工、分析挖掘、交易磋商等專業服務商，構建全要素、全鏈條的數據開源服務體系。

（二）強化集群統籌協調與規劃布局

完善數字產業集群發展統籌協調機制，可在數字經濟發展部際聯席會議制度下，成立數字產業集群部際協調工作組，吸納主要行業主管部門、市場監管部門為成員單位。加強部際、部省間協同，統籌推進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數字經濟、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等重點工程和行動，加大對數字產業集群發展的指導與支持。推進跨行政區劃的集群共同體建設，促進跨地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龍頭企業、中介機構、服務企業之間互動合作以及各環節全面融合，鼓勵城市群內部多個城市聯合建設產業集群。支持中西部積極承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布局和轉移，促進數字產業集群化發展。加強對數字產業集群所處園區的數字化改造，推進5G網絡、數字中心等基礎設施建設，提升算力服務，打造園區智慧管理系統，建設智慧園區。

（三）打造集群協同化發展產業生態

實施數字產業優質企業培育工程，建立多層次、分階段、遞進式的企業培育體系，培育一批具有產業鏈控制力的生態主導型企業。開展數字產業集群梯度培育行動，明確數字產業集群梯度培育的要素、條件，分類打造一批基礎級、成長級、躍升級、引領級的數字產業集群。引導集群龍頭骨干企業開放技術、數據、平臺、市場等優勢資源，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和中小微企業補齊短板、擴大規模、創新模式，形成創新鏈、產業鏈優勢互補，資金鏈、人才鏈資源共享的合作共贏格局。完善集群發展推進工作機制，定期開展數字產業集群運行情況工作交流與調度，協調解決集群重點企業、重大項目和重大平臺等建設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研究制定一對一、點對點的具體落實舉措，推動數字產業集群發展壯大。

（四）提升集群的國際競爭力

引導和支持數字產業集群及相關企業參與國際組織和區域數字領域國際規則談判，積極參與國際電信聯盟（ITU）、國際標準化組織（ISO）等國際組織有關數據流動、數據安全、認證評估等標準制定。依托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等多邊合作機制，加強與數字產業先進地區的政策交流和經驗共享。逐步拓展增值電信業務對外開放試點，支持云南、廣西等地共建數字產業國際產業園和數字經濟示范區。推動構建金磚國家數字產業生態合作網絡，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金磚國家等在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軟件等領域的人才培訓和項目合作。支持集群龍頭企業加強國際產業鏈布局，通過設立研發中心、建立工廠、提供技術支持等方式，扶持那些在資本和技術上與我國深度合作的本地企業，確保全球市場供應穩定。

作者單位：李強、趙令銳、柳藝偉，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