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北京市“十四五”時期推進高精尖產業發展的調研報告

 

市人大常委會財政經濟辦公室

　　北京正在探索和構建與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相適應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發展十大高精尖產業即是我國提升國際競爭力的戰略舉措，更是以產業升級帶動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途徑。發展十大高精尖產業需要領先的技術基礎和雄厚的企業基礎作為支撐，但是從現階段來看，這兩方面均存在一些不足以及薄弱環節，從而導致高精尖產業的發展呈現出“頭重腳輕”局面。

　　以代表未來發展戰略高地的人工智能產業為例，美國和中國均為第一梯隊，但是發展格局區別較大。首先，美國作為人工智能產業的策源地，在核心算法、芯片和數據方面具備領先優勢，我國近年來雖然在各領域的新興應用層出不窮，但在根底層、應用層的核心技術研究上仍然亟需突破。其次，美國各個層級企業梯次分布均衡，并且數量全面領先于我國。我國目前的人工智能技術應用仍然以大型企業為主，但包括BAT、商湯、曠視等的大型企業并不足以承載整個產業未來的發展。例如農業方面的土壤監測檢測、水產領域的水情監測及養殖、工業領域的無人化及安全管理、社區領域的安全預警與養老健康等等，均需要數量龐大的創業創新型企業去承擔，如果企業梯次分布不合理，企業數量得不到足夠的補充，高精尖產業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制約。

　　從全球化視角以及國際領先的戰略定位來看，高精尖產業體系分布不均衡的問題將會成為未來幾年影響產業發展的主要矛盾。

　　一、北京市高精尖產業的定義、發展背景和成果

　　(一)高精尖產業、新基建、“五新”的定義

　　1.高精尖產業：以產業分類作為定義維度，選取十個代表新經濟增長的產業共同構成，包括新一代信息技術、集成電路、醫藥健康、智能裝備、節能環保、新能源智能汽車、新材料、人工智能、軟件和信息服務以及科技服務業十個產業。

　　2.新基建：以基礎設施作為定義維度，北京新基建聚焦“新型網絡基礎設施、數據智能基礎設施、生態系統基礎設施、科創平臺基礎設施、智慧應用基礎設施、可信安全基礎設施”共6類項目開展新一代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大量應用到高精尖產業的各項關鍵技術。

　　3.“五新”：以經濟發展作為定義維度，北京圍繞“新基建、新場景、新消費、新開放、新服務”提出了新業態新模式的各項政策舉措，“五新”包含新基建，并且以高精尖產業的各項技術作為支撐，同時需要大量高精尖領域的企業參與實施。

　　(二)北京市高精尖產業的發展背景和成果

　　2017年北京市根據黨的十九大發展要求，以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提升發展水平為根本要求，以創新驅動為導向，落實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選取十個代表新經濟增長的產業作為重點發展的高精尖產業。

　　北京《加快科技創新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等十個高精尖產業的指導意見》提出了高精尖產業的發展目標，即掌握一批達到世界先進水平的關鍵核心技術與知識產權，培育一批國際知名品牌和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跨國企業，形成一批擁有技術主導權的產業集群，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全球產業競爭。

　　2019年北京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35371.3億元人民幣，經濟發展聚焦“高精尖”，全年新經濟增加值達到12765.8億元，比上年增長7.5%，占全市GDP的36.1%。2019年高精尖產業中制造業實現營收7200億元，軟件信息服務業實現營收1.48萬億、科技服務業實現營收1.13萬億。

　　2016-2018年工業、軟件信息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GDP增長貢獻率由“十二五”時期的37.9%提高到46.0%。2018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軟件信息服務業和科技服務業勞動生產率為49.8萬元/人、45.2萬元/人和51.2萬元/人，分別比2015年提高43.4、37.1和36.1個百分點，高出全國水平42.0、41.0和101個百分點。

　　高精尖基金計劃總規模200億元，其中母基金50億元，全部為市級財政資金，截至2020年8　月31日，高精尖基金確認合作子基金21支，認繳總規模合計196.18億元，累計投資決策項目115個，累計投資決策金額67.17億元，項目累計融資額約224億元，項目層面放大倍數超過13倍，切實發揮了財政資金杠桿作用。

　　北京市以“三城一區”為重點開展高精尖產業布局規劃，其中，中關村科學城聚焦全球高端創新成果打造科技型領軍企業，懷柔科學城著力建設綜合性科研人才培養體系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未來科學城整合聚集中央企業在京科技資源建設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的重大共性技術研發創新平臺，以亦莊、順義為重點區域構建創新型產業集群打造“中國制造2025”創新引領示范區，以大工程大項目為牽引，實現三大科學城科技創新成果產業化。

　　二、北京市發展高精尖產業的優勢

　　(一)具備政策優勢

　　北京“四個中心”的戰略定位為十大高精尖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優勢。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是中央各部委的集中地，能夠為高精尖產業的發展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北京是全國的科技創新中心，具備以發展高精尖產業帶動全國產業升級的戰略優勢，更容易在“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的方針指引之下實踐以高精尖技術為核心的產業升級。

　　(二)擁有全國數量最多的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

　　高精尖產業的發展，首先需要解決基礎科學研究、尖端技術攻關等科研問題，北京擁有93所普通高等院校，其中8所985院校，26所211院校，不僅數量全國第一，各院校的師資力量、基礎科研、實驗條件、設備資源等均有較為領先的優勢。

　　同時，北京分布有數量龐大且科研攻關條件領先的各類科研院所，研究范圍涉及多個學科眾多領域，具有多年科研環境沉淀以及完善的人才培養體系，為北京市發展高精尖產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具備領先的企業集群

　　北京擁有代表全國領先水平的高精尖產業企業集群，這其中即包括具有國際代表性的BAT等互聯網企業巨頭，又包括陸續誕生的各領域獨角獸企業。研究報告顯示，2019年中國獨角獸企業數量達到218家，北京以79家遙遙領先，占比近4成，其中估值超過100億美元的超級獨角獸企業共7家，北京共有5家。

　　這部分企業在高精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起到了持續研發投入、打造高精尖產品、引領市場需求的積極作用。同時，這部分領先企業也是高精尖人才的聚集地，為高精尖技術人才提供了更為市場化的培養環境。十四五時期，這部分企業仍將發揮自身的產品研發優勢，為北京市高精尖產業的發展做出積極的貢獻。

　　(四)在京的國企央企具備發展和應用高精尖技術的優勢資源條件

　　高精尖產業發展的核心作用之一即是提升各行業傳統企業的科技競爭力，促進傳統大中型企業轉型，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領先型產業發展。北京大型國企央企數量位居全國第一，這類企業均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和廣泛的業務基礎，不僅具備充分的引入包括大數據、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精尖技術項目的條件，而且是十四五時期高精尖產業發展重要的資金提供者和市場提供者。

　　(五)擁有活躍的創業群體

　　北京雄厚的科研基礎、良好的創業氛圍以及大型高精尖企業的示范作用，為產生源源不斷的高精尖領域創業者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這個群體包括掌握高精尖技術的碩士博士、有豐富大型企業工作經驗的白領、科技發明專利的持有者、外地來京尋求合作的創業者等等。十四五時期，持續為這個群體注入創業動能、提供創業條件、完善創業環境是高精尖產業得以長期健康發展的根本。

　　(六)擁有領先的專業投資機構

　　截至2020年3月，北京在中基協登記備案的股權投資機構達4381家，管理資金規模超3萬億元，規模占全國近1/4，投資案例數和金額近全國1/3，管理規模及投資數量均穩居全國首位。十四五時期，應發揮北京高精尖產業發展基金的引導作用，鼓勵專業投資機構關注高精尖產業、了解高精尖技術應用、搭建企業與資本的展示溝通平臺，是高精尖技術企業發展的重要保障。

　　三、北京市高精尖產業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目前的政策措施尚不能解決高精尖產業體系分布不均衡的問題

　　自2017年以來，各個主管部門陸續發布了《北京市高精尖產業十項指導意見》、《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實施方案》、《關于征集2020年北京高精尖產業發展基金合作機構的通知》等文件，北京的“五新一保”政策更是進一步明確了高精尖產業新技術發展的必要性。但總體來看，各項政策舉措在區域布局以及產業領域劃分方面做出了清晰的指導，但在解決高精尖產業體系分布不均衡的問題上尚缺乏具體措施。

　　首先，從國際對比的視角來看，我國在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節能環保等多個領域均呈現出各層級企業數量不足、分布不均的狀況，企業梯次和孵化培養機制尚未形成。目前階段，十項產業指導意見對北京各區及重點產業園區如何選擇性布局提出了規劃，但是在高精尖企業創業環境打造、各層級企業均衡發展方面尚未提出更進一步的指導和舉措。

　　其次，科研成果轉化政策明確提出了鼓勵科研人員參與企業經營并可長期持有股權，但仍未涉及到應用型技術項目立項改革、高精尖創業人才資金保障等關鍵環節，大量高精尖技術成果不能轉化為行業應用的局面仍然難以改善。

　　第三，萬億級別的高精尖產業發展需要構建以社會資本為主體的多層次資本體系，但以目前推出的高精尖產業基金合作機構通知來看，仍然有參與基金累計投資規模不低于10億元、并購子基金規模不低于5億元、股權子基金規模不低于2億元、單個出資人出資額不低于1000萬元、高精尖產業領域主導完成投資并成功退出的投資案例不少于5個(年平均收益率不低于20%)以及一票否決制等多項限制措施。目前的政策舉措不但對社會資本的進入設置了很高的門檻，同時對單個高精尖技術項目的資金引入渠道做出了過多的限制，不利于多層次多樣化的資本體系構建。

　　(二)能否持續取得關鍵性技術突破是高精尖產業發展的命脈

　　2018年北京市高技術制造業占制造業比重31.6%，高于上海20.9%，但低于深圳66.6%　以及2017年美國47.0%、日本56.8%、德國61.7%。2018年北京市制造業R&D經費占主營業務收入比重為1.7%，低于國際2%-3%的平均占比，部分產業鏈存在嚴重的“卡脖子”問題。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曾對中國與美國在33個工業領域的科技實力進行了對比，中國在客戶中心和效率驅動方面具備一定的優勢，但在科學研究和工程技術創新上相對落后，高精尖產業的發展亟需在關鍵領域、核心技術方面取得突破。

　　具體分析，33個領域中我國目前在家用電器、建材、鐵路和高鐵技術、風力渦輪機和電力設備、太陽能電池板和石油天然氣設備等十余個領域領先于美國，但在其他二十多個技術領域都落后于美國，尤其在商業航空器、半導體、生物機器、特種化工和系統軟件等方面和美國差距較大。

　　比如芯片領域，美國很早就在芯片理論上取得突破并且形成技術和行業壟斷，技能難度和附加值較高的IC規劃層級由美國企業掌握絕對優勢，我國企業目前在晶圓代工和封裝測試階段有一定的空間。

　　(三)科研成果轉化難，存在政策法規和制度創新兩方面的問題

　　高精尖產業的發展需要以高效的、源源不斷的科研成果轉化作為支撐，雖然科研成果轉化率目前尚無明確的統計標準，但是如以專利轉化率進行計算，我國的科研成果轉化率僅為6%，比起發達國家科研成果轉化率50%左右的水平尚有很大差距，大量政府基金和科研經費未能得到有效分配，對產品應用型課題的關注以及科研經費投入比例遠遠不足。

　　首先，科研成果轉化的前提是產學研一體化的充分結合，其中鼓勵一線科研人員參與企業科技創新的全過程更是整個體系建設的重中之重，我國目前仍處在制定政策法規，保障科研人員各項權益、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的嘗試階段，離促進科研成果高效轉化實現規?；洕б孢€有很大距離。

　　其次，長期以來各科研院所以及高等院校一線科研人員以提交研究論文為指導思想，“抽屜論文”、“評獎論文”普遍存在，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課題數量、論文數量、所投入的科研經費相比，僅有很少量的科研成果能夠轉化為應用技術和產品。不在技術應用立項制度方面進行改革創新，科研成果轉化不力的局面就會長期存在。

　　(四)掌握高精尖技術的創業創新企業得不到良好的生存環境以及充足的發展空間

　　我國數十萬家科技創業企業是高精尖產業體系中最具活力及成長性的創新群體，是高精尖產業的基礎力量和生力軍，是技術創新、產品創新的絕對數量擁有者，同時也是創新型人才的聚集地，這個群體完成了65%以上的發明專利、80%以上的新產品創作、80%以上的新技術開發，但是各地方對這個群體的重視程度與高精尖產業的發展戰略是很不匹配的。

　　長期以來，各地方以“企業收入高、研發投入高、產出效率高、技術水平高”等為標準篩選入圍企業，將資金、設備等資源過多地配置給大型企業集團，使得從事高精尖領域創業創新的廣大科技型中小企業未能得到包括資金、設備、市場資源等的有效支持。“抓大放小”思想的存在是高精尖產業至今未能形成企業梯次、未能形成集群優勢的重要原因。

　　(五)高精尖產業的發展缺乏與之相匹配的資本體系和規模

　　高精尖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基金引導以及社會資本的積極參與，與十大高精尖產業幾萬億的龐大體量相比，北京市現有公示的百億級別高精尖產業基金規模仍然處于十分缺乏的狀態。

　　首先，市場上的各類投資機構目前呈現出發展不均、整體回落的總體態勢，而且未來3-　5年均不被業內人士看好。以人工智能為例，在全球技術領域蓬勃發展的同時，北京近兩年資本市場的投資項目數量和金額卻都呈現出大幅回落的趨勢，缺乏政府引導、投資機構自身的不成熟以及缺乏創業積極性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其次，尚未形成政府引導基金與社會資本的有效結合，政府引導基金通常會對出資金額、投資決策、收益考核、投后管理等設置一系列的限制條件，此類舉措即不利于發揮投資機構的專業優勢，也未能起到以市場為導向配置資源的作用。

　　第三，廣大的高精尖創新企業普遍面臨“貸款難”的問題，尤其是掌握高精尖技術的創業型企業，成立時間短、抗風險能力弱、還未形成規?；牧魉杖耄茈y提供抵押資產或各種擔保，因此銀行貸款基本申請不到。高精尖技術型企業的核心資產往往是企業擁有的硬軟件技術而非固定資產，目前各大銀行尚未建立起針對前瞻性技術、應用型產品的評估審核體系，此類業務尚未有效開展。

　　第四，初創型高精尖技術企業需要得到全方位的融資保障，以發達國家先進經驗為例，初創技術企業可以得到來自于投資機構、高校課題經費、政府專項基金、上市公司專項資金等多方面的種子資金支持，而我國目前在這幾個方面都還處在初步嘗試的階段，資本結構、評估體系、容錯機制等尚未形成，距離支撐高精尖產業蓬勃發展還有很大距離。

　　(六)北京市科技服務業尚不能支撐高精尖產業的國際化定位

　　北京市科技服務業是高精尖產業發展的支撐產業，如果以占領全球科技制高點、形成國際化競爭力為目標，北京市科技服務業的發展尚未提供足夠的支撐，孵化投資等功能僅局限在各別產業園區以及部分大型企業的范圍內，廣大高精尖創業型企業無人問津、大量民間孵化器的陸續關停成為制約高精尖產業發展的主要瓶頸之一。

　　2018年以前的各類創業創新大賽，以及官方及民間組織舉辦的各種創業獎項為高精尖技術項目提供了非常好的展示平臺，但隨著近兩年創業環境的逐步冷卻、投資機構的不斷退出、創業孵化器的陸續關停、二房東以及聯合辦公模式的發展停滯，高精尖技術企業所能獲得的支持越來越少，進而拓展市場、開展融資活動的機會也越來越少，而此類問題直接導致了高精尖領域創業者數量的銳減。

　　以地標性建筑海龍大廈為例，2015年底海龍大廈進行改造升級，希望發展成為集創業孵化、智能硬件等為一體的創新科技中心和共享經濟中心。但是2017年開始，市場資本趨冷、創業企業大批破產、創業者入駐數量銳減，包括具有代表性的供應鏈電商平臺“硬蛋空間”等紛紛撤離，海龍大廈只得再次轉變成為一個商業地產租賃公司，靠租金創造營收，目前仍有很高的閑置率。而且，位于海龍大廈附近的鼎好大廈、3W咖啡、車庫咖啡等曾經的創業高地也已陸續退出了科技創業領域。

　　拓展北京市科技服務業范圍，為高精尖技術人才提供良好的創業環境、打造具有活力和動能的民間高精尖產業孵化器、引導投資機構健康發展仍是北京市高精尖產業發展過程亟需解決的幾個關鍵問題。

　　(七)傳統大中型企業對高精尖產業的發展未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傳統大中型企業普遍存在思維轉變難、技術敏感性不足、機制不夠靈活等問題，引入高精尖技術項目、與高精尖技術企業開展合作尚未成為促進傳統企業轉型、提升科技生產力的有效方式。

?大型國企央企具備充足的資金資源實力，如不積極開展高精尖技術項目引入、缺乏高精尖項目的孵化積極性，不僅僅延緩了自身的科技轉型進度，對高精尖產業的長期發展也起不到帶動和支撐作用。

　　2015年8月發布《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組建以國有資本為主體的投資及運營公司，通過開展投資融資、產業培育、資本整合推動產業聚集和轉型升級，但至今仍未能在機制和實施上取得重大的突破。

　　(八)高精尖產業引領全國科技創新帶動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作用仍未充分體現

　　高精尖產業的推進對引領全國科技創新、落實京津冀協同戰略具有重要意義，從發展現狀來看，北京市高精尖產業的這兩個作用仍未充分體現出來，對周邊經濟的帶動作用仍顯不足。

　　從發展戰略的角度來看，北京市高精尖產業不僅需要在科技創新、產業融合方面深化發展，同時更需要在整個京津冀乃至全國的區域尺度上進行創新產業集群的布局與統籌。

　　四、北京市“十四五”時期推進高精尖產業發展的意見建議

　　(一)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規鼓勵高精尖技術突破及科研成果轉化

　　組織產業鏈整體力量對具備全球領先性的高精尖技術開展攻關，以及建設完善的科研成果轉化體系，均需要推出更有力的政策法規予以保障和推動。

　　首先，解決技術“卡脖子”的問題需要組織全產業鏈的整體力量進行核心技術攻關及產業化。比如在集成電路的發展歷史上，美國的“聯合攻關計劃”以及日本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計劃”都是在政府的組織和倡導下，集中包括材料、設備、備件、化學氣體、制造、工藝、封裝測試等全產業鏈上的各個機構協同合作進行研發攻關。北京市發展高精尖產業，需要有效調動全產業鏈的資源，推出配套政策開展持續的聯合攻關，以此掌握關鍵核心技術及自主知識產權。

　　其次，北京市高技術制造業的發展實質上是工業制造4.0體系的整體打造，而工業制造4.0的本質即是智能制造的產業化，同樣需要政府組織出臺整體性的政策體系，組織全產業鏈的力量對大數據、人工智能、集成電路、新材料、節能環保等各個領域的高精尖技術進行產業鏈級別的融合應用。

　　第三，積極推動科研院所及高等院校立項制度改革，將科研經費的一定比例，比如20%-30%用于產品應用型項目的研發立項，　在研發過程中逐步形成與市場的互動機制，以市場反饋信息調整改進產品應用，以銷售資金回哺高精尖技術研發，在與市場需求的良性循環過程中探索并完善科研成果轉化機制。

　　第四，借鑒國際先進模式，比如微軟、谷歌、facebook、twitter等從校園創業進而發展成為國際企業巨頭的經驗，可優選幾所掌握高精尖技術并且具有代表性的高校，創辦校內高精尖技術領域創業孵化器，成立以高校科研經費、校友捐款、企業專項資金為一體的種子基金，為創業小組和項目提供以產品研發、DEMO打造、市場測試為目的的資金支持，逐步形成校園創業文化，推動高精尖產業基礎力量的構建。

　　(二)以政策推動構建高精尖產業所需的多層次資本平臺

　　圍繞高精尖產業布局，需要構建社會資本以及銀行資金共同參與的多層次資本體系，即需要以靈活、寬松的政策環境鼓勵高精尖領域專業投資基金的設立，更需要推動銀行資金使用模式的創新。

　　首先，十四五時期要進一步發揮市場資本的自身動能，設立由政府引導基金參與、社會資本為主體的多支高精尖產業專項基金。同時，進一步定義母基金與子基金的關系及功能，放寬例如一票否決制、資金使用方式、風險考核指標等一系列限制措施，逐步形成投資機構充分發揮自身專業能力，政府加強監督管理的良好格局。

　　其次，借鑒發達國家經驗，鼓勵銀行設立高精尖創新型企業貸款，不以企業的收入規模以及抵押物作為評估依據，組織包括各個領域的專家團隊對高精尖申報項目進行審核，以此作為依據對企業發放一定額度的信用貸款。同時，要注意形成一套有效的容錯轉化機制，采取項目合并、企業收并購、上市公司聯合孵化等機制積極降低投入風險。

　　第三，鼓勵銀行積極開展高精尖技術產品“供應鏈融資”項目，以企業的發展前景以及待生產銷售的產品作為融資評估依據，為企業發放一定額度的產品生產制造資金，在企業回款困難的時候可以產品拍賣等方式進行資金的回收。在此基礎之上，未來可更進一步考慮成立中小企業銀行或中小企業資金庫等機構，更有力的支持高精尖產業持續發展。

　　(三)全力打造支撐高精尖產業發展的北京市科技服務業

　　圍繞高精尖產業的規模化布局以及國際領先的戰略定位，北京市科技服務業需要更進一步擴大服務范圍、提升服務質量。

　　首先，需要以市場為導向搭建企業與研究機構之間的溝通平臺，圍繞市場需求開展項目合作以及資本合作，在產學研一體化的推進過程中促進科研單位技術成果與企業市場能力的充分結合。

　　其次，組織務實且高效的資本對接交流平臺，為廣大高精尖技術項目提供創業輔導、資本知識普及、項目路演活動等服務。同時，聯合民間孵化器以及公共傳媒，共同設立高精尖領域創業創新獎項，為具備國際領先性、市場前瞻性的優質創業項目提供宣傳展示的舞臺。

　　第三，可篩選一批海外華人科研工作者以及高精尖領域創業學子的優質項目回國發展，為此類項目提供包括資金支持、人才引入等的一系列創新政策保障，以此在海外華人創業群體中形成良好的示范效應。

　　(四)構建“三鏈融合”的高精尖產業孵化運營平臺

　　“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三鏈融合是高精尖產業帶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宏觀路徑，發展具備國際領先水平的高精尖產業集群，是一項打造“三鏈融合”產業共生系統的綜合工程，需要政府充分發揮產業政策引導作用，鼓勵以市場為導向的各個民間孵化組織積極參與，共建以“政產學研一體化”為標志的高精尖產業孵化平臺。

　　政策體系需要為這一類具備孵化功能的平臺企業提供登記公示、宣傳推廣、資金支持等一系列服務，促使以市場為導向的民間孵化組織蓬勃發展，進而才可形成服務于高精尖領域中小企業的支持力量。

　　(五)“三城一區”的高精尖產業布局需要著力構建高精尖企業梯次

　　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60%以上的科技進步和應用型產品出口是由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所取得，尤其是在高精尖產業比如大數據、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各個領域，科技創新型中小企業的優勢更為明顯。

　　建議在“三城一區”的范圍內設立高精尖領域中小企業孵化區域，區別于以往審核企業年度收入、研發投入比例、創造經濟效益指標等做法，組織專家團隊對項目的國際領先性以及發展前景進行評估，以此作為入駐標準為企業提供減免辦公房租、技術人才工資補貼、產品測試平臺使用、投融資服務等全方位的創業孵化服務。

　　同時，在“三城一區”范圍內成立多支高精尖創新企業扶持基金，避免以往“抓大放小”的思想，以市場為導向引入專業投資機構和基金經理人進行管理和運營，為高精尖領域創業項目提供評估、投資、運營、上市、收并購等一系列的專業服務。

　　(六)促進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發揮傳統大中型企業作用

　　產業融合發展是不同產業或同一產業內的不同行業在技術融合的基礎之上相互交叉、相互滲透、逐漸融為一體的過程，同時也是打破原有產業或企業間壁壘，以提高產業附加值，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目標的資源再分配的過程。

　　十四五時期，在大型國企央企內部搭建高精尖產業技術孵化平臺，與科研機構、高精尖技術企業開展廣泛而深入的合作，是促進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的關鍵舉措。

　　同時，應當靈活開展企業收并購業務，逐步向市場開放央企國企所擁有的資本平臺，形成良好的資本投入和產出機制，這樣既能有效發揮國有大中型企業的行業領導作用，又能夠為高精尖產業的發展提供長期有力的資金保障。

　　(七)合理布局帶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引領全國科技創新

　　十四五時期，要考慮將更多的資源、資金、人才投入到高精尖技術應用領域而非高精尖產品制造領域，更強調高精尖技術企業的孵化而非高精尖產品制造體系的建設，“三城一區”的發展建設更需要著力打造以軟實力為主的國際競爭力。

　　在確立北京科技示范效應的同時，需要有計劃的將各個產業發展所必須的生產制造、網絡營銷、工程實施等功能向京津冀進行梯次布局，以及與全國其他區域開展大范圍合作，此舉措即能夠帶動周邊經濟發展，同時又可引領全國的科技創新。

來源：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