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左右中國進入了工業化后期，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常態”，面臨著經濟結構變化和增長動力轉換的新要求。從要素供給角度看，當前勞動力數量和資本積累對增長的貢獻已經顯著下降并將進一步減少，增長的新動力主要在于通過要素質量提升和優化配置提高生產率；從社會總需求角度看，進入工業化后期投資和出口對增長的貢獻已難以維持在較高水平，增長的新動力主要在于擴大居民消費需求。經濟增長新動力的培育不是一個市場自發完成的過程，需要適應新的發展階段，對政府行為模式進行深刻重塑，重點是從生產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通過改革建立一個統一開放、公平競爭、有助于引導和激勵創新的市場體系。

　　自201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從以前的平均10%左右下降到7%左右的水平，經濟社會發展進入了“新常態”。2012年左右也正好是中國從工業化中期進入到后期的轉折點。工業化階段的轉變與經濟發展“新常態”背后的經濟規律本質上是一致的。新的發展階段，將會帶來經濟結構多方面的調整，也會帶來增長動力全方位的轉換，經濟管理體制需要適應這一轉變，從而更好地培育增長新動力，促進經濟結構的順利轉型。

　　工業化階段的演變及其對制度環境的新要求

　　——2012年前后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后期的新階段

　　所謂工業化是指一個經濟體隨著工業發展，人均收入和經濟結構發生連續變化的過程，而不僅僅是工業部門本身的發展，目前一般把人均收入的增長和經濟結構的轉換作為工業化進程的主要標志（陳佳貴，2006年）。其中，人均GDP水平小于200美元屬于前工業化時期，200美元至400美元為工業化初期，400美元至800美元處于工業化中期，800美元至1500美元作為工業化后期，超過1500美元則進入后工業化時期。

　　根據中國人均GDP水平，并參考陳佳貴提出的其他指標綜合考慮，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工業化進程可以劃為以下幾個階段：第一階段，前工業化時期（1978年至1989年），人均GDP從不足39美元提高到接近200美元（1964年價格，按匯率和購買力平價加權平均計算）；第二階段，工業化初期階段（1990年至1999年），按加權平均的人均GDP大致從200美元增長到400美元；第三階段，工業化中期階段（2000年至2011年），加權平均人均GDP從400美元提高到900美元。

　　2012年前后是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的重要轉折點。從人均GDP水平看，2012年中國人均GDP達到6276美元（現價），按匯率法折算的1964年不變價也達到688美元的水平，按匯率－購買力平價加權平均計算的人均GDP已經超過900美元。從產業結構看，2012年中國第二產業比重下降到45.0%，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首次低于服務業比重（45.5%），出現了歷史上沒有過的轉折性變化。從主導產業的變化看，2012年以來不少重化工業產品出現了產能過剩現象，產量增長接近峰值或進入平臺期，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開始轉向高技術制造業和服務業。

　　——進入工業化后期，企業發展的制度環境需要相應轉變

　　不同工業化階段的主導產業有不同特征，具體而言，前工業化階段，農業是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工業化初期，紡織服裝等輕工業比重較高，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工業化中期，主導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重化工業，如能源、鋼鐵、水泥、電力等；工業化后期，主導產業是以汽車、裝備制造等為代表的高加工度制造業以及生產性服務業；后工業化階段，主導產業主要是服務業。從整個工業化進程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呈現出農業→紡織、服裝等輕工業→能源、原材料工業（資本密集型行業）→高加工度制造業（技術密集型行業）→服務業的變化軌跡。

　　不同的主導產業要求不同的增長模式，不同增長模式要求不同的制度環境。輕工業和重化工業的特點是高度規模擴張型的，其增長模式主要是外延式擴大再生產。而高加工度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將更多依靠技術創新而不是要素驅動，或者說這些行業必然要走內涵式增長模式。不同的增長模式對制度環境的要求也不一樣，比如規模擴張模式要求政府和社會能優先為企業提供足夠的土地、資金和人力等資源，而內涵式擴張模式更需要一個高度開放、統一公平、競爭有序和激勵創新的制度環境。

　　從供給角度看，工業化后期經濟增長的新動力主要在于效率提升

　　根據經濟增長理論，在長期里生產決定消費，而生產能力擴大的根本動力在于要素投入增長和生產技術（生產效率）提升。

　　——從要素投入的角度看，中國在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前資本積累和效率提高是主要的增長力量，勞動增長的貢獻隨著工業化推進呈下降趨勢

　　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物質資本積累速度要快得多，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較大。1978年至2000年間，資本積累對增長的貢獻在50%至66%之間，2000年以后，資本的貢獻有進一步提高趨勢，2006年至2011年，高達72.2%。

　　與此同時，勞動力數量增長對經濟的貢獻則呈明顯減少的趨勢。1978年至1989年，就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3.3%至14.2%之間，20世紀90年代在5.0%至10%之間，但2000年以后明顯下降，2006年至2011年為2.3%。

　　除了資本和勞動的貢獻外，生產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很大。1978年至2011年，由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5%到40%之間，總體占了1／5以上的水平。

　　——進入工業化后期，勞動力數量增長的貢獻將進一步下降，資本積累的貢獻也有降低的內在要求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進入到下降階段，勞動力數量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進一步下降甚至負增長。按照國家統計局統計，2012年中國15歲至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93727萬人，比2012年末減少345萬人，2013年進一步減少227萬人。根據人力模型預測，“十三五”期間勞動年齡人口還將平均每年減少200萬人左右。

　　增量資本產出比顯著提高，投資效率嚴重降低，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下降的內在要求。雖然通過加快投資可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但也可能帶來投資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新增資本產出比是每增加一單位GDP所需要增加的投資額，是衡量增長效率的一個直觀指標。根據測算，2005年，每新增一個單位GDP，需要增加投資2.4元，2008年提升至2.9元，2009年進一步攀升至3.6元，2014年新增資本產出比已經上升到4.3元的較高水平。

　　——從要素供給角度看，工業化后期的增長新動力主要在于要素質量提升、資源優化配置和創新驅動

　　由于中國勞動力數量對增長的貢獻很快將變為負值，投資也有內在下降的趨勢，今后的增長新動力主要在于通過各方面措施提高生產效率。

　　一是提高人力資本質量。雖然勞動力數量將持續減少，中國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仍有較大提高空間。通過加強職業技能教育、推進高等教育體制改革，都可以顯著提高人力資本質量水平，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二是通過改革促進要素優化配置。要素優化配置可以極大地提高生產率，例如HsihandKlenow（2009年）發現，如果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實現優化配置（達到美國的配置效率），那么中國制造業的TFP可以提高30%至50%。優化要素的配置可分為多個層面，在產業層面主要是推進壟斷行業改革，在企業層面主要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在要素層面還要推進公共資源配置的市場化。

　　三是加強研發和互聯網大數據等新技術應用促進創新驅動。2014年中國研發占GDP比重提升到2.09%，但與其他國家相比仍有不少差距，2013年OECD國家平均值為2.4%，其中德國、日本、韓國和美國分別為2.9%、3.5%、4.2%和2.8%。除了研發投入以外，通過加強政府、大學、研發機構和企業在促進創新方面的分工與協作，構建良好的創新生態環境，也有利于創新發展。另外，通過應用互聯網和大數據，可以大幅度提高很多行業的生產效率，近年來我國在物流、電子商務、出租車等領域已經取得明顯進展。

　　從需求的角度看，增長的新動力主要在于居民消費增長

　　在短期內，全社會生產能力已經形成，而且多數行業都存在一定的過剩生產能力，社會總需求的擴張是推動經濟增長的直接動力。

　　——進入工業化后期以前，投資、消費和出口都對經濟增長起了重要貢獻

　　1981年至1999年消費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每年拉動經濟增長4.2至7.1個百分點，進入工業化中期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所降低，每年拉動經濟增長降至3.2至3.7個百分點。

　　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總體有上升的趨勢。1981年至1984年資本形成每年拉動經濟增長僅1.6個百分點，此后則顯著增加，特別是2006年至2011年，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達4.6個百分點。

　　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出口對中國的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1年至1989年出口平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僅1.3至1.4個百分點，進入工業化初期這一速度迅速提高，1990年至1994年，達到3.5%，到了工業化中期，也就是中國加入WTO以后，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一步增加，2000年至2005年間每年拉動經濟3.7個百分點。

　　——新階段的需求增長新動力將主要在于居民消費

　　進入工業化后期，雖然工業升級改造、節能生態環保和生產性服務業等領域仍有較大投資需求，但總體看，投資增長的潛力已經大幅度下降。從房地產投資看，目前除一線城市外，二三四線城市，特別是不少三四線城市，已經面臨大量的房地產庫存。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預計“十三五”期間的房地產投資增速僅為年均5%左右（許偉，2014年）。從基礎設施投資看，經過多年的快速增長，我國不少基礎設施領域已經達到相當發達的水平，未來十年中國的基礎設施投資增速也將降至個位數水平（邵挺，2014年）。從制造業投資看，一方面出口和房地產增長下滑將相應帶動制造業投資減速，另一方面由于不少重化工業甚至包括一些新興產業，面臨化解產能過剩矛盾的壓力，預計“十三五”以至更長時期制造業投資也將保持低速增長。

　　傳統比較優勢弱化，出口快速增長的空間已經較小。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加入WTO以后，中國出口取得了快速增長。1981年至2011年，出口平均增速多在15%以上。但是，受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傳統比較優勢弱化和國際市場競爭加劇等因素的影響，自2012年以來，出口已連續三年維持個位數增長，特別是2014年出口增長率僅達到6.1%。預計“十三五”期間雖然出口有利因素多于負面因素，但重現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很小，估計全國貨物出口增速將維持在2014年6%左右的水平。

　　與投資和出口的發展趨勢不同，隨著中國進入上中等收入社會，居民消費有望進入新的快速發展期。目前中國居民消費正加快從溫飽型向發展型和享受型轉變。高收入居民的消費具有“先導型”的特點，對文化娛樂、醫療保健、旅游休閑以及培訓教育等服務型消費需求將明顯增長。而且，對于中等收入、低收入居民具有較強的示范效應，并會促進消費觀念、消費偏好以及消費方式不斷更新。另外，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將推動新的產業鏈及消費需求的形成，而電子商務等新型消費模式興起正有力地改善消費環境，提升消費意愿。

　　培育新動力的關鍵是政府行為模式的深刻重塑

　　隨著中國進入工業化后期，企業發展模式也將從重化工業時期的要素投入驅動為主向創新驅動為主轉變，經濟增長將更多依靠生產率提升，更多依靠居民消費增長。要適應這三個方面的轉變，培育新常態下的增長新動力，要求政府和企業順應發展階段的新要求，進行相應的改革和調整。由于企業的行為更多受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所影響，因此，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更主要在于政府進一步深化改革，重塑行為模式，提升治理能力。

　　一是從生產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特別是地方政府要從政策優惠競爭轉移到營商環境競爭，形成有利于新動力培育的國家治理體系。隨著主導產業轉變，過去地方政府通過優惠政策招商引資，依靠規模擴張和要素投入驅動的模式已經不適應新的要求。而經濟發展對政府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這需要政府的職能和工作重心進行相應調整，實現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著力建立一個統一開放、公平競爭、有助于引導和激勵創新的市場體系。市場是新動力培育最重要的土壤，在一個自由、創新和公正的市場環境下，高效率、有生命力的企業必然會脫穎而出，快速發展。

　　三是塑造有利于居民消費發展的體制機制。為了使居民消費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需要通過加快醫療、教育改革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降低居民支出的不確定性；通過進一步采取各種新技術，降低不合理成本和總體價格水平，提高消費能力；通過加強產品質量監管、打擊假冒偽劣、防范價格欺詐和維護消費者權益，提高居民消費信心。

　　四是防范四大風險，保持宏觀經濟基本穩定。新動力的培育需要有一個基本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當前要通過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實施逆周期監管等手段避免信用過度緊縮的危險；要在降低隱性赤字率的同時相應提高顯性赤字率，避免財政政策力度不足的風險；要建立防范和化解產能過剩的長效機制，防范產能過剩矛盾擴大的風險；要從穩定社會預期，引導住房回歸居住本質、實施中性住房金融政策等方面著手，防范房地產市場大幅波動的風險。

　　（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趙昌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許召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博士朱鴻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