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跨越關口。然而，經濟從高速度發展全面轉向高質量發展任重道遠，不僅因為舊有的經濟發展存在巨大慣性，更在于當前階段推動我國經濟全面高質量發展上還面臨一系列亟待解決的重點問題。
一、“十四五”時期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五大重點問題
（一）如何把握服務經濟時代特征，完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從2012年開始，服務業成為我國第一大產業，2015年開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超過50%，不可否認我國業已步入了服務經濟時代。服務經濟發展對市場契約、權益保護、社會誠信、法治環境等提出了更高要求，甚至可以說完全不同于工業經濟時代，依靠抓大項目、搞大開發、給特惠政策，已不能像工業經濟時代那樣“一抓一搞一給”就成效顯著。
（二）如何突破發達國家科技圍堵，激發內生原始創新活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依靠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實現了巨大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然而，2018年爆發的中美貿易摩擦演化，越來越暴露了美國等國家對我們非經貿因素的科技遏制的戰略意圖。“十四五”乃至更長時間，僅僅依靠搶買一些科研設備，引進一些科技人才，甚至舉國攻堅一些科技工程，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科技封鎖圍堵下我國源源不斷、高速迭代的原創性、引領性創新問題。
（三）如何應對逆全球化趨勢抬頭，開啟內需市場對沖壓力？
近年來全球民粹主義、逆全球化暗潮涌動，在新冠疫情持續蔓延的沖擊下，世界經濟衰退風險加劇，疫后各國會從自身安全角度，推動供應鏈、產業鏈本地化、區域化。因此我國僅僅依靠退稅和補貼并不能有效應對嚴峻的外貿形勢，必須加快開啟強大內需市場對沖外部需求萎縮，為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有力支撐。
（四）如何有效化解各類主體債務，防控系統性區域性風險？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數據，2019年3季度，我國非金融部門信貸總額超過35萬億美元，占GDP比重高達257.3%，甚至高于美國254%，系統性、區域性風險仍不容忽視。“十四五”期間需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實體企業等各類主體債務負擔，降低系統性、區域性風險，讓各類主體輕裝上陣、聚力發展。
（五）如何迎接全球性危機與挑戰，引領世界經濟共贏發展？
當前全球經濟正處于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不同國家之間“過度消費/負債+過度生產/儲蓄”模式難以為繼，新冠疫情不過是全球經濟大變革調整的催化劑和引爆線。“十四五”期間，我國如何應對全球經濟更加復雜嚴峻的危機與挑戰，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引領世界經濟共贏發展，成為作為負責任大國必須思考和承擔重大戰略問題與責任。
二、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國際經驗借鑒
從國際經驗看，幾乎所有從欠發達到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發展過程中，都會經歷經濟高增長之后轉入高質量發展的過程，這是客觀經濟規律。
（一）美國：利用龐大的國內市場實現創新驅動發展
19世紀末，美國經濟規模已躍居全球第一，美國依托構建當時世界最為龐大的國內統一市場，保障異常旺盛國內需求，同時創造有利于各類資本、人才等創新資源發揮效用的制度環境，推動了從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向源頭創新、基礎創新的轉變。
（二）德國：構建完備的教育體系保持經濟獨特優勢
德國早在18世紀初就開啟了國民教育改革，強制普及初等義務教育，構建普職分軌制教育體系，提倡教學與科研并重的辦學理念，在中等教育階段引入職業教育，發展出世界上第一個研究所、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指導制度。正是由于德國教育先行政策，使得德國在化學、電學、光學、熱力學科技領域長期處于國際領先水平，持續保持了經濟獨特優勢。
（三）日本：依托動態的產業政策推動產業鏈高端化
日本產業政策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但在其經濟從速度到質量轉化的關鍵階段，日本及時調整選擇性產業政策向普惠性與功能性產業政策轉型，推動了產業鏈高端化，不僅成為了世界制造強國，而且催生了動漫、游戲等世界級服務業發展。
（四）韓國：從政府主導到市場主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韓國確立了“科技立國”戰略，由政府主導的資源配置和科研體系逐步轉向市場和企業主導，從出口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經濟轉向創新經濟，實現了第二波科技創新飛躍和經濟跨越發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發達國家行列。
三、“十四五”時期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策略選擇
（一）總體思路：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性特征
準確把握我國經濟發展新的階段性特征，及時調整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策略、機制和重點，從服務經濟、內需市場、源頭創新、風險化解、國際協調關鍵領域發力，切實推動“十四五”期間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二）三大策略：聚焦發力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一是開啟大國經濟模式。發揮我國已成為超大規模經濟體的獨特優勢，深化市場導向的改革，支持區域經濟差異化、多樣性發展，降低外源依靠、增強內源動力，營造國際一流的營商環境，提升對全球創新資本、人才等資源吸引力。
二是重塑源頭創新體系。給予現代思想、現代文化、現代教育、現代信息更加寬松發展環境，營造新時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氛圍，大力支持高求知、高應用相結合的巴斯德象限創新發展，帶動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產業發展良性循環。
三是采取太極博弈策略。借鑒美國當年針鋒相對、強加成本的冷戰策略，逼迫蘇聯疲于應付、發展停滯的經驗教訓，不主動挑戰美國領導地位，不直接怒懟國際惡意攻擊，不放棄維護我國根本利益，保持發展耐心和戰略定力，深化落實全球利益共同體倡議，以此贏得我國高質量發展的穩定外圍環境。
四、“十四五”時期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加快服務業開放融合發展
加快服務業改革和開放，創新服務業監管體系，把握數字化、智能化、網絡化時代機遇，以服務貿易為先導，推動服務業突破“鮑莫爾低效率病”限制，加快在線辦公、在線教育等未來業態發展，實現規模經濟、范圍經濟效益。
（二）聚焦巴斯德象限創新驅動
按照科學前景和社會前景，重構科研資助項目評價、組織和資助重點，聚焦國內外跨國公司實驗室、特色學院、獨立研究所等科研機構以及技術轉移和科技服務機構，支持學院、學會、學派、企業實驗室等科研共同體發展，引導創新資源向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傾斜，全面增強源頭創新能力和資源集聚能力。
（三）推動大都會區域集群發展
按照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和人們自由遷移遷徙原則，在我國東中西部高質量建議一批大都會、城市群，加強大都會、城市群內部和之間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同步開展城鄉人口、土地等資源和指標的流通與互轉，進一步強化我國經濟的超大規模性、高效聯通性顯著優勢。
（四）構建“競爭中性”制度體系
按照競爭中性原則，深化政企分開和國企改革，營造更加公平競爭營商環境，支持多樣性、多元化市場主體競相發展，提高大國經濟韌性。落實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要求，形成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市場體系，切實提高要素質量和配置效率。
（五）謀劃“未來經濟”布局發展
針對后新冠疫情時代產業組織重構、產業形態突變等態勢，前瞻性研判未來經濟發展態勢，謀劃布局服務于新經濟發展的新基建設施，調整選擇性產業政策為普惠性創新政策，繼續大力支持各類主體創新創業活動，由千千萬萬次的創新試錯和市場選擇，培育成長具有強大競爭力的未來經濟。
（六）推行“得道多助”全球治理
堅持實質大于形式原則，參與既有框架下的全球治理，深化“一帶一路”合作和高質量發展，說國際社會聽得懂的“理”，做國際社會都受益的“事”，有問題解決問題，有不足彌補不足，把別人的文明也用于我們自身文明的改進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