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規劃實施以來，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中持續調整結構，保持了中高速增長，繼續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之一。在此進程中，中國企業的體量增長迅速，在世界經濟和行業中的話語權不斷加強，同時深度參與國際競爭，塑造全球產業鏈升級，引領業務模式和技術創新。

在十三五圓滿收官之年，中國企業需要深刻認識當前全球經濟和產業發展的變局，正視自身快速發展中積累的結構性困局，積極籌謀在十四五新征程開啟之際必須推動的轉型性變革，以高質量發展為主線，為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尋找破局之道。

過去40年來，中國經濟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深遠的影響，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五年規劃作為指導企業中長期發展的重要經營藍圖，需要放進時代的坐標系內看待機遇和挑戰。對中國企業而言，貿易爭端升級、金融壓力和流動性風險凸顯、地緣政治關系緊張無疑是巨大的挑戰，但也可以倒逼產業升級，技術升級，競爭方式升級，在結構性變化中磨礪出一批在這場生產力變革和內外部負面因素賽跑中提速加碼的先進企業，創造高質量發展的機會。

今年是十三五規劃實施的末年，也是開啟一個新規劃的謀劃之年，如何承上啟下，中國企業需要看到三個重要的結構性變局。

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未來增長將向細分領域進一步聚集，優質資源向頭部企業進一步集中。

面對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疫情沖擊，全球經濟體量增速將整體放緩，制造業活動和投資力度都將大大減弱。另一方面，中國在消費升級、供給側改革、創新創業等方面都呈現出重要機會。消費結構的重心向交通、通訊和娛樂文化轉移，預計到2030年將占總消費的38.2%。中國的制造業結構向高技術產業轉移，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和工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明顯快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的增速。

在區域市場升級和產業升級的過程中，有所準備的企業將獲得更多增長：支柱產業優勢明顯的企業，將有機會持續吸納優質產業資源不斷加入，從而形成上中下游一體化的產業鏈集群，最終成為實現產業協同和升級的平臺；現金流充裕，資產負債管理健康，尤其是融資能力較強的企業，將在下一輪行業整合中占據先機，通過細分市場的整合，提升行業集中度。

機會在全球價值鏈再分配中產生分化，企業在戰略取舍、經營執行、管理效率維度的競爭力將被放到全球坐標系下進行比照。

2000-2017年間，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指數從0.4逐漸上升至1.2，到2040年，中國和世界其它經濟體的互相融合有望創造22-37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相當于全球經濟總量的15-26%。在全球化的藍圖中，一個產品的生成，最終是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體系分工協作的結果，而在分工日益深化的背景下，全球生產和貿易體系出現了兩個重要的重構。

一是價值鏈重構，全球分工必然導致每個行業沿著價值鏈被分割到多個階段和不同區域，從而形成研發、設計、制造、物流等特定的規模化產業，不同環節的附加值差距將進一步拉開，新技術、新資源也會更加快速地向高價值產業聚攏，推動效率指數級提升；未來的增長不僅是傳統思維下的擴張，更大程度上將取決于企業能否快速順應重大趨勢、在價值鏈重構定局之前進入戰略高地，培育出產業新動能。

二是區域格局重構，部分低價值產業從中國轉移至東南亞國家，中國企業需要重新定義自己在全球價值體系中的位置，風險和機遇并存。對于部分勞動力密集型行業，中國的比較優勢已逐漸落后于其它新興經濟體，例如成衣制造的產能和就業開始向巴基斯坦和越南轉移；但中國企業正在打入行業價值鏈上游，開始為新興經濟體供應紡織品。

科技滲透進每個行業，機會在數字化應用中產生分化。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技術的內涵已經遠遠超越了管理工具和提效手段。未來的先進生產力必定是依托于科技護城河的生產力。在中美技術脫鉤的背景下，需要一批中國企業具備自身創新造血的功能，尤其是要有能力聚焦產業鏈的關鍵環節，向技術鏈上游攀升，在生產力變革的浪潮中增強核心競爭力，減少對外國技術的依賴。

以數字技術為例，去中介化、分散化和非物質化作為三大數字化的推動力，將重塑行業價值鏈并提高生產力，到2030年或可轉變和創造10%以上的行業總收入，中國有能力提供充足的科研資金，更具備充分的市場容量優勢來推動技術的商業化未來。以數據為資產，重構傳統行業的商業模式，從而形成新的數字產業是時代的大機遇，也是中國企業的大機遇。

在過去的十年里，大量中國企業依靠人口、改革與資本三大紅利實現了快速擴張，卻忽略了對價值創造、增長方式、財務狀況及組織健康給予同等的關注。中國企業不強、不快、不活的問題恐在變局中集中凸顯，將給未來的長遠發展帶來挑戰。

中國企業不強，體現在體量增長和價值創造、抗風險能力提升尚不同步。

中國企業實現了成功的體量增長，然而價值創造能力普遍較低。比對傳統會計核算的利潤，經濟附加價值是一個能夠更加全面衡量企業真正盈利和價值創造能力的指標。最近四年來，近七成的中國企業經濟附加價值為負。同時，中國企業的兩極分化更加嚴重，多數頭部企業的價值創造能力相比2012-2016年有所提升，然而尾部企業的虧損更加嚴重，常年困守在底部難以爬升。當整體經濟發展從資本杠桿驅動向經營杠桿驅動發生轉變時，價值創造能力的徹底改造是企業要過的第一關。

此外，中國的非金融杠桿率從2016年的峰值已經開始下降，但目前中國企業的債務壓力及現金流動性壓力仍然高于多數國家和地區。持續去杠桿背景下，資金的籌集難度越來越高，充足的現金流恐難保證，這將嚴重影響到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變局中抵御風險的能力，甚至未來可能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一大隱患。

中國企業發展至今，傳統增長模式已經受限，新路徑、新手段和新能力沒有完成匹配。

在2019年中國企業五百強中，利潤最高的20家企業大多從事金融、能源等資源集中型行業。這些行業的投資回報低于科技與消費品等產業，且在全球科技發展的大趨勢中，其盈利能力和發展潛力的局限將更加明顯。

中國企業在科技創新方面的國際化競爭力不足，研發支出始終落后于美國，知識產權出口額僅占進口額的17%；數字化認知多停留在對信息化的傳統理解上，真正成功擁抱數字化轉型的中國企業相對有限。同時，多數企業并未建立起全球化的市場影響力，尚不具備在海外拓展新興業務的能力。

中國企業，尤其是國企，體制機制的活力不足，快速創新和轉型不夠敏捷。

近年來，中國企業在發展方向、協調與管控、領導力和激勵機制上有顯著提升，然而在外部導向、組織能力、創新與學習上提升并不明顯。中國企業顯然更加重視內部管控，而往往忽視了外部導向的視角，普遍存在體制機制活力不足的狀況。

中國企業需要打造更有活力的新機制與新體制，建立更快、更扁平及更敏捷的組織，提升組織效率與效能。唯有更具活力的新機制和新體制，才能激勵企業充分發揮自身潛能，加速創新和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