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從全球價值鏈的被治理者轉變為治理者，而不是被鎖定于某一個環節。如果不能從單純嵌入全球價值鏈中實現價值鏈與創新鏈的融合發展，則我國的產業升級也很難實現，在國際上也無法獲得較高的競爭位勢。

　　從經濟增長的效果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獲得了跨越式的增長，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為226美元，相當于撒哈拉以南最貧困國家的1/3。而去年我國人均GDP達到了7575美元，屬于中等收入水平國家。
　　
　　盡管如此，許多學者認為中國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前段時間一位權威專家提到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超過50%”，但林毅夫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經濟還有20多年年均8%的增長潛力。從全球角度來看，二戰以后有100多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但其中僅有14個國家和地區能夠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以從國際經驗比較來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必然的事件。
　　
　　但一些學者考察了100多個從低收入邁入高收入經濟體的經濟體樣本，對這些經濟體的社會歷史發展進程、相關數據進行考察后認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很高。
　　
　　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現在確實慢了下來，但我們把現階段的經濟增長速度放在縱向歷史的維度和橫向國別比較的維度來看，這一速度并不低。中國依然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即使進入以中高速增長為特征的“新常態”， 6%-7%的增長速度在全球范圍來看仍然是很高的，只要我們不斷深入推進改革開放的戰略，不斷破除束縛經濟增長潛力發揮的各種制度障礙，構建新的比較優勢，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就可以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于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筆者想與大家分享五個觀點。
　　
　　1.以開放促改革
　　
　　第一個觀點是最根本的戰略，即深化改革開放，以開放促改革戰略。中國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動力來自于改革開放，所謂的中國模式即遵循經濟學最基本的原理，讓勞動力自由流動，使資本和勞動力結合，讓中國制造的產品走出去等。中國針對自身的實際情況做了正確的事情，通過改革開放讓經濟增長的潛力得以發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目前上一輪改革的紅利發揮殆盡，要解決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問題，按照過去成功的經驗邏輯，我們需要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我國的改革開放的特征之一是地方試驗逐步推廣，如現在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在自貿區內最重要的試驗是“負面清單”管理模式。
　　
　　中國目前對產業資本的進入還不夠開放，從國家層面上來說我國仍使用“正面清單”管理模式，即使是鼓勵發展的產業，資本投資于這一產業仍需要審批。“正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即使在金磚國家中，也只有中國仍在繼續使用，其他國家都采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發達國家則全面使用“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即清單上明確列明的產業，外資進入時需要審批，清單上未注明的產業，外資進入則僅需備案。用“負面清單”對外資進入進行管理，意味著所有產業都可以有無窮無盡的想象空間，資本可以在各個產業間尋找投資的機會，從而帶來就業和經濟增長的動力。
　　
　　中國進一步改革的空間很大。以外商投資為例，投資的形式有企業、股份股票、債券貸款、期貨期權、特許交鑰匙、知識產權、許可授權等。投資的準入階段分為設立、獲取、擴大、管理、經營、運營、出售等。中國2014版的負面清單僅涉及企業投資的形式中的設立和獲取階段，其余進入市場的方式以及準入的階段我國仍未有明確規定，自貿區的經驗也尚未推廣到全國，這意味著我們仍有巨大的改革開放的空間。
　　
　　從經濟學理論來說，一個產業的進入門檻越低，資源配置效率則越高。在美國，即使是監獄這樣的機構也是可以由私人經營的，在美國紐交所上市的CCA公司就是這樣一所私人監獄，其經營績效明顯高于公營監獄。與公營監獄相比，CCA公司的監獄建設費用能節約1700萬美元。CCA所經營的監獄，每萬人逃脫人數為1.16人，每十萬人中自殺人數為30人，而公營監獄的數據分別為5.51人和48人。這個例子說明了降低行業進入門檻有巨大的想象空間，一些壟斷行業完全可以放開準入，使大量的資金獲得投資機會和收益，從而帶動GDP、銷售、稅收、就業，經濟就會持續增長。
　　
　　2.發揮大國綜合優勢
　　
　　第二個觀點是發揮中國的大國綜合優勢。無論從人口、國土面積、經濟總量來看，中國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之一。大國和小國具有不同的優勢。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主要采用的是東亞模式，東亞模式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靠出口滿足海外市場需求來帶動國內經濟發展，使企業走向世界。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人均GDP很低，國內市場尚未啟動，沿用東亞模式有其合理之處。但是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和美國比肩，按人均GDP計算中國也屬于中等收入國家，國內市場不斷發展壯大，中國游客在全球的購買力驚人。
　　
　　中國可以充分利用自身大市場的特征，企業在滿足國內市場需求的同時滿足海外市場，這是東亞其他經濟體無法做到的，“亞洲四小龍”本土市場很小，無法靠國內市場拉動經濟發展，世界上只有俄羅斯、歐盟、美國、印度以及中國這些大的經濟體可以做到。
　　
　　中國如果在產業轉型升級的過程中要占領全球技術的制高點，大國的優勢一定要充分利用。以高鐵產業為例，高鐵等高技術產業發展過程中需要前期付出大量的研發成本，研究與開發活動是具有規模經濟的，只有市場足夠大時，才能分攤研發費用，使高技術產業在經濟上可行。中國發展高鐵產業經過“引進國外先進技術-消化吸收再創新-出擊海外市場”三個階段。由于中國國內市場廣闊，國際巨頭西門子等公司愿意通過向中國轉讓最先進的高鐵技術來分享中國市場，中國企業則通過消化吸收再創新，將高鐵的研發費用在全國范圍內分攤，既取得營運收入，又實現技術升級。近年來，中國高鐵逐步走向海外，進軍全球市場，這是大國帶來的技術升級優勢。中國臺灣等小經濟體就無法發展高鐵，因為其內部市場不夠大，沒有規模經濟性，產業發展必須依賴國際市場，而國際市場具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利用國內大市場的優勢，中國在研發費用大、技術難度大、需要有國家工業實力作支撐的產業，有可能實現技術升級從而占領全球技術的制高點。
　　
　　除了中國和國外技術差距較大的行業可以利用國內市場進行技術升級外，技術變革特別快的行業，中國的國內市場也有助于中國彎道超車。
　　
　　互聯網行業具有明顯的規模經濟性，且中國與其他國家處于同一起跑線上，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有機會彎道超車，培育全球領先的企業。事實上，中國的騰訊公司、阿里巴巴[微博]集團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大公司。互聯網產業的特征是將互聯網技術與傳統產業相結合，對傳統產業進行熊彼特式的“創造性毀滅”，徹底顛覆其產業組織形式，極大地促進市場競爭和產業效率。這類技術的大規模使用，使中國有機會成為全球最大的自由競爭之地；這類技術進步快的行業，中國有機會迅速趕上發達國家。
　　
　　國內成功的互聯網企業背靠市場大、消費者多的中國市場，其產品和服務在巨大的國內市場中推廣和獲取收益。在與最終消費者密切相關的產業中，中國的大國市場具有極大的優勢。按這樣的邏輯，我們就可以大力發展另外一類跟消費者相關的產業，如電影等文化、體育類產業，因為我們擁有大量的觀眾和市場，就有條件做得更好。雖然我國目前電影等文體行業仍存在很多管制和問題，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問題的解決將會帶來巨大的增長潛力。
　　
　　中國另一個特征是地區間的異質性。中國的人口不是平均分布的，中國的地圖按照騰沖-璦琿縣黑河的“胡煥庸線”分為兩塊，在這條線的兩側中國的人口及其他各種資源分布不均衡。中國內部的差異性有利于中國的產業升級，使產業可以梯度轉移。東部地區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城市，如上海，經濟增長速度已經放慢，這些地區原有的工業企業一部分已不適應當地的經濟發展階段。這些企業和技術工人可以轉移至中西部地區，和當地的要素稟賦相結合，繼續帶動我國的GDP發展，從而可以避免當年“亞洲四小龍”經濟高速發展以后，產業轉移造成的產業空心化導致的長期經濟停滯。
　　
　　日本、韓國等東亞經濟體收入水平達到比較高的水平時，由于國內異質性較低，無法將產業在國內進行梯度轉移，必須把產業轉移到海外，喪失了原有產業的就業和稅收，一旦新興產業發展受阻，就會出現產業空心化的問題，對經濟的持續增長不利。產業在國內梯度轉移后，上海等東部地區的城市則可以騰出資源進行產業轉型，致力于成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全球城市。
　　
　　在“一帶一路”的背景下，我們還可以在“一帶一路”地區進行產能轉移，這樣國內每個地區可以站在“一帶一路”更大的區域合作角度來定位本地區的優勢產業和發展戰略。在更廣的范圍里面制定戰略和配置資源，意味著更高效率。
　　
　　3.構建動態比較優勢
　　
　　第三個觀點是積極構建新的動態比較優勢，為經濟轉型與產業升級注入新的動力。現在面臨真正的問題是未來幾十年，中國哪些產業具有全球競爭比較優勢？從數據來看中國的勞動力增長速度在下降，每年勞動力增長率不到0.5%，但是勞均資本及其增長率在增加，發明專利申請授權量增長很快，R&D研發經費占GDP比重逐年升高。人力資本總數雖然基本不變，但是內部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受教育人口比例和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斷增加，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也在逐年上升。
　　
　　從出口商品的結構來看，過去二十多年資源性密集產品占出口商品的比重不斷下降，勞動密集型產品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而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從上世紀80年代的不到20%逐步上升至2012年超過50%。這反映了中國的資源密集型、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全球競爭中逐漸喪失優勢，而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則逐步形成競爭優勢，現在中國對外出口中成套設備、機電產品所占的比例很高，如果這種增長勢頭繼續保持，將會為中國經濟增長注入持久的動力。
　　
　　從過去二十多年中國出口產品的結構中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是不斷變化的，經濟的增長需要注重動態比較優勢的培育。首先必須培育有效市場，促進要素稟賦結構升級。破除各種要素壁壘和產業限制，培育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培養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其次是針對不同比較優勢產業，實施差異化產業政策。對于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產業，政府要進行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幫助企業解決外部性和協調問題，降低先行者的風險，減少交易成本。對于領先型的產業，應鼓勵其開發適合國內市場的新產品、新技術，政府則利用采購、稅收、標準等政策給予支持。對于失掉比較優勢的產業，則實行退出型產業政策，政府幫助企業轉移生產環節，幫助產業工人轉移到其他產業。
　　
　　4.全球價值鏈的治理者
　　
　　第四個觀點是積極從全球價值鏈的被治理者轉變為治理者。國際貿易已經由產業內分工發展到產品內分工。20世紀末一個典型的美國服裝品牌的生產流程一般是意大利設計-印度采購面料-韓國采購輔料-中國臺灣采購配件-中國大陸生產加工-中國香港檢驗包裝-美國銷售，中國大陸僅能獲得簡單加工的收益，美國公司是這條價值鏈的實際建立者和控制者，能獲得價值鏈所創造的絕大部分收益。中國現在需要向價值鏈的兩端延伸，創立品牌，做價值鏈的治理者和控制者。同時，提高海關的通關效率，提高自主設計能力，在原有的生產加工基地失去成本優勢時，將生產基地向中西部和“一帶一路”國家轉移。
　　
　　我們需要從全球價值鏈的被治理者轉變為治理者，而不是被鎖定于某一個環節。長期以來，我國產業的發展主要依靠低成本的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并且在價值鏈中處于較低的位置，往往并不掌握產業升級的主動權，更遑論主導全球創新鏈。這也是導致我國全球價值鏈升級緩慢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在新技術革命日新月異的未來，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都會被新的技術、智能制造、服務所滲透，而這些對創新的要求都較高，因此，如果不能從單純嵌入全球價值鏈中實現價值鏈與創新鏈的融合發展，則我國的產業升級也很難實現，在國際上也無法獲得較高的競爭位勢。
　　
　　然而，在實踐中，價值鏈和創新鏈并不存在先后次序的問題，二者一定是共生共榮的，傳統上我們價值鏈往往體現著產業不同環節的價值分布，而創新鏈我們一般是指一項從科技成果從創意的產生到生產銷售整個過程的鏈狀結構，主要揭示知識、技術在整個過程中的流動、轉化和增值效應，也反映各創新主體在整個過程中的銜接、合作和價值傳遞關系。可見，價值鏈和創新鏈都有著產業這一共同的載體，是產業價值實現、產業環節融合發展的體現，是要素優化組合、合理配置的過程。但實際上發展中國家很難實現二者的深度融合發展，往往在并行發展中會有一個層次的問題，初期時一般是依靠低成本優勢嵌入全球價值鏈，創新鏈也一般被外資所主導，如果發展中國家不能通過“干中學”實現自主創新鏈的升級，則整個價值鏈就有被固化在低端的風險。因此，價值鏈得以升級的高級形態即是逐步成為具有“創新環節全球分工、創新資源全球配置、創新能力全球協調、創新核心以我為主”等特征的全球創新鏈體系中的重要一員。
　　
　　5.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
　　
　　第五個觀點是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撐經濟增長的產業稱之為支柱產業或者支柱工業。而戰略性產業是未來有可能成為支撐經濟發展的產業，有希望成為支柱的產業。現在的產業逐漸會被新興產業替代，未來哪些產業有可能成為支柱產業？政府需要考慮培養未來產業的問題，這是非常具有風險性的決策。一旦政府產業政策所傾向的產業并不能成為未來的支柱產業，那么意味著其他真正需要支持的產業的投資機會被壓縮了，所以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扶持具有一定的風險。
　　
　　人類經濟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時，美、日勞動力成本上升，需要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但是美日兩國所采用的思路和技術路線不同。日本人選擇用機器替代人工，致力于發明工業機器人、生活機器人，從而提高生產效率。美國則通過發展高科技，從而提高整個經濟運作系統的效率。由于美國的國情是沒有辦法直接補貼給某個企業的，于是美國通過支持一些國家性的軍事國防工程，如登月計劃等。這些工程看上去沒有實際的商業價值，但是先進的技術一旦被商業利用并且生產，就有可能無心插柳柳成蔭，促進了高科技的大規模應用。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支持了美國海軍內部之間溝通的技術，最終誕生出了全人類因此受益的因特網。美國還有一大批喬布斯、比爾·蓋茨那樣創新型企業家，他們的創新是熊彼特說的“創造性毀滅”，是顛覆性、毀滅性的創新，重新建立新的市場，重新定義新的市場，從而使得美國的人均附加值提高了。
　　
　　最近，中國由工信部牽頭成立了“中國制造2025”的領導小組，規劃了未來10年中國制造業全面提升的行動綱領。《中國制造2025》規劃了10個未來可能成為中國經濟發展動力來源的戰略性新興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產業、航空航天裝備產業、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產業、先進軌道交通裝備產業、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電力裝備產業、新材料產業、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產業、農業機械裝備產業。中國希望在這些產業中能夠培育出支撐未來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
　　
　　此外，中國未來的發展之路還需要解決與中國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武裝力量問題和道德制高點問題，使其他國家認同中國的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