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提出，“十五五”時期要“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融合化作為與智能化、綠色化并列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重要特征與發展方向之一，應該如何理解？“十五五”時期如何更好推進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過程中的融合化發展？本文結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和近年來我國產業融合化發展實際，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黨的二十大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此前的相關提法是“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從現代產業體系到現代化產業體系，雖是一字之差，但內涵、功能和定位發生了巨大變化，此前“現代產業體系”的主要功能和定位是轉變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而“現代化產業體系”則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技術基礎，是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物質技術基礎。黨的二十大之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內涵日趨豐富。202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增強發展的安全性主動權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2023年5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會議強調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推進產業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堅持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保持制造業合理比重，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

可見，在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進程中，有三個重要發展方向，即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這也是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內涵之一。智能化和綠色化這兩個方向比較容易理解，這與我國當前正面臨的數字化轉型和綠色化轉型是直接相關的，而融合化似乎沒有這么容易理解。事實上，在現實生活中，融合化體現在經濟社會和產業發展的方方面面，如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包括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現代服務業同先進制造業、現代農業融合發展等多種形式，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以及城鄉融合、軍民融合、文化與旅游業融合等。我們應該準確理解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融合化。

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融合化主要有三點：一是著力推進先進制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這是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所標定的；二是著力推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這是堅持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所規定的；三是著力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這是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進而建設具有完整性、先進性、安全性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所要求的。

在當前我國正推進新型工業化、實現高質量發展時，將融合化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方向之一，有其重要現實價值。

一是有利于提高產業經濟效益，克服“鮑莫爾成本病”。經濟學界將服務業比重上升，表面上經濟結構得以優化，但實際上全社會生產率反而下降的現象稱為“鮑莫爾成本病”，這主要是服務業生產率難以提高造成的。當前我國工業化基本完成，服務業占據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如何保持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保持全要素生產率在一定的合理區間，融合化是一條重要出路。融合化特別是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融合發展，在制造基礎上疊加服務，形成“制造+服務”，不僅改善供給質量，還可實現差異化競爭，避免同質產品之間“血拼式”價格競爭，有效提高企業盈利能力。推進“制造+服務”協同發展，以制造業高效率帶動服務業生產效率的提升，反過來服務業利用專業化優勢又促進制造業生產效率提升，從而促進整個國民經濟生產效率的提高，有效克服“鮑莫爾成本病”，助力我國早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是有利于形成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推動產業升級和增強產業國際競爭力。融合化特別是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信息技術、數字技術、數據要素廣泛滲透于產品設計、客戶定制、集成制造、市場營銷、供應鏈管理、質量管理、測試認證等各個環節，形成新實體經濟。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在實現數字創新產品和服務快速迭代的同時，也通過“技術雜交”不斷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在制造業領域則是不斷推動制造業模式與業態創新如智能制造、增材制造、服務型制造、系統解決方案等快速崛起，并在此基礎上誕生一批“制造—服務”平臺或“服務—制造”平臺，顯著提升我國制造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次。

三是有利于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水平與抗風險能力。融合化特別是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有助于填補我國產業技術體系空白，促進新知識、新技術推廣應用，一方面，可以更好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另一方面，助推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發展壯大，推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科技創新作為新質生產力的核心源泉，通過革新基礎理論和突破顛覆性技術，為產業能級躍遷提供底層支撐；產業創新則通過市場需求牽引、應用場景迭代和商業模式重構，加速科技成果工程化、產品化和規模化，實現創新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化。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是實現創新迭代有動力、產業升級有支撐的重要保障，是應對美西方國家對我“小院高墻”、“脫鉤斷鏈”、在關鍵領域“卡脖子”的有效手段，可以顯著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水平與抗風險能力。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建議》，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列為七大重點任務和重大舉措之首，可見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地位之重。融合化作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重要發展方向之一，必須引起足夠重視，“十五五”時期應牢固樹立產業融合發展理念，進一步采取相應措施大力推進。

一是著力推進制造業服務化，尤其是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我國已經進入服務經濟時代，產業結構呈現“兩個50%”現象，即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50%、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占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達到50%，與此對照，當今發達國家產業結構呈現“兩個70%”現象。未來我國服務業比重持續上升是趨勢性的，如何在服務業比重上升的同時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穩步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關鍵是要避免“過早過快去工業化”、不削弱制造業在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中的支撐地位，出路是走制造業服務化發展之路，尤其是促進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應從用地、人才、科技、金融等方面出發建立健全促進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的政策體系，優化融合發展的營商環境，增強跨部門政策協同性，消除服務業和制造業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二是著力推進實體經濟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要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推進實數深度融合。《建議》提出，實施“加快人工智能等數智技術創新，突破基礎理論和核心技術，強化算力、算法、數據等高效供給”“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等措施來推進數實融合和數字中國建設。通過深入推進“數據要素×”“人工智能+”行動和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工程，全方位賦能千行百業，不斷探索實數融合發展的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培育技術、資本、人才、數據等多要素共同支撐的數字化轉型服務生態，充分彰顯“數字+制造+服務”組合效應。

三是著力推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本質上在于跨越從科學發現到產業化落地的系統性鴻溝，需要跨越“魔鬼河”（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困難和障礙）、“死亡之谷”（從發明向創新轉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特殊挑戰）與“達爾文海”（跨越技術與成熟商品之間的鴻溝），因此，特別需要適宜的創新體系來支持。要借鑒一些地方的成功實踐，培育發展“四不像”新型研發機構（“四不像”指既是大學又不完全像大學，既是科研機構又不完全像科研機構，既是企業又不完全像企業，既是事業單位又不完全像事業單位）來推進概念驗證、中試驗證等平臺建設；完善容錯機制，支持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營造激勵創新寬容失敗的發展環境；打造政產學研金服用“北斗七星式”創新體系，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應用。

（郭朝先，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產業組織研究室主任；劉少卿，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凱瑞商學院金融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