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質量發展的進取性本質和“十五五”期間三大任務

高質量發展是2017年黨的十九大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的主要矛盾和今后的戰略目標提出的。那么，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什么？

很多人將高質量發展與中高速增長對立起來，認為前者代表穩健，后者仍屬激進。前文已指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有必要對此進行更為深入的討論。

的確，高質量發展與中高速增長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但應認識到，兩者之間既有區別也有共性。

區別是顯然的，中高速增長目標在經濟總量，高質量發展著眼于經濟質量。經濟總量是指GDP總量；經濟質量則涵蓋很廣，包括科技含量、結構水平、產品標準、生活品質、和環境綠度等各個方面。在我國經濟已經高速增長了40余年后追求高質量發展，當然具有重要意義和必然性。

但不應忽視的是，高質量發展和中高速增長，兩者都有“高”字，所以存在著重要的共性。以目標論，兩者都很宏偉，都以我國經濟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成為現代化強國為目標，一個從總量上，一個從質量上；就路向而言，兩者都是前行，都向現代化的宏偉目標邁進，而非停滯，更非后退；從標準來看，兩者都要求“高”，都向世界先進水平看齊，不甘下風。

應從如此的共性中尋找出現階段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即進取性。高質量發展，與中高速增長一樣，是進取，而非保守的，都呼喚積極、主動、有為，拒絕消極、被動、少為甚至無為或“躺平”。

認識到這一進取性本質，對于研究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意義重大。

關于如何高質量發展，各方從不同角度和重點進行考察。從實現路徑角度，有八大路徑，即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高標準市場體系、高水平對外開放、高競爭力產業體系、高協調區域布局、高品質生態環境、高品質人民生活、和高水平安全體系。這八大路徑涵蓋廣泛，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之間的關系既相互促進也互有制衡，要求政府相關部門進行認真、具體、詳細和協調的規劃。

但從宏觀的角度，鑒于上述的進取性本質，高質量發展在“十五五”期間應著力于三大任務，一是科技創新至新高度，二是新興產業揚長補短，三是宏觀平衡見實效。這三大任務進取性鮮明，要求各經濟主體發揚“有為”精神努力奮斗。

二、科技創新至新高度

應該說，我國科技創新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以世界高標準要求，在很多領域還有較大的差距。況且，科技創新本質上就是“新新不已”，只有不斷推進才能跟上創新的步伐。因而，“十五五”期間應力爭科技創新創出一個新的高度，大幅縮小與世界高標準的差距，同時在領先領域增強優勢。以下三大目標至關重要。

第一，要突破目前的科技瓶頸。關鍵在高制程芯片、航空發動機、工業軟件、高擋數控機床、前沿生物與基礎新材料等科技領域。這些年來美國禁止高制程芯片出口我國，對我國信息產業發展的瓶頸效應已眾所周知，更是今后我國與美國在具決定性意義的AI領域進行競爭的關鍵所在。突破這個瓶頸應該說是“十五五”期間我國科技創新的首要使命和必達目標。航空發動機瓶頸對于我國C９１９等大型民用航空飛機和軍用飛機的進一步發展都至關重要，取得突破也勢在必行。工業軟件和高擋數控機床制約我國高端裝備的水平，又是今后智能制造發展的關鍵，是我國成為制造業強國的必要突破點。前沿生物技術和基礎新材料關乎我國目前相對落后的生物制造和新材料產業的今后崛起，意義之重大不言而喻，也須取得突破。

第二，應在接近于美國水平的領域加快追趕。AI大模型、人形機器人、６G、超級計算機、衛星導航、物聯網或工業互聯網等領域是重點。尤其是AI大模型技術，是今后國際競爭的關鍵，其賦能于各個產業將顯著提升生產效率，也將從根本上改變經濟運行生態和社會發展面貌，是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最大動力。在這一領域領先者則統領全局，落后者則從根本上落后，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隨著DeepSeek的出現，我國在這一領域與美國的差距已大幅縮小，但由于在高制程芯片方面仍然落后并被禁，加之美國和其他國家業也都在努力發展，消除這一差距仍然任務艱巨，追趕的步伐絕不可松懈。物聯網是另一關鍵，在我國已研究開發多年，但實際應用仍未廣泛展開，與美國相比仍有差距，應在2030年前盡快縮小差距，切實加快我國各行各業的數字化信息化進程。

第三，應鞏固和擴大領先領域的優勢。這些領域清單已經不短，包括稀土精煉、新能源、新能源汽車、5G、無人機、高鐵、造船等。最近我國稀土出口對美國軍工和電子信息產業也產生了瓶頸效應，從而大幅提升了我國在與美國貿易戰中的談判地位，超出預期，令人振奮。但應警覺到，優勢地位是不斷變化的，持續擴大才是上策，稀土精煉技術的不斷改進至關重要。在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車領域，目前我國的領先地位已遭到了歐美等國家的強烈抵制，也受到挑戰，市場競爭將愈演愈烈，也要求我們不斷創新，保證在市場競爭中繼續走在前列。無人機，作為一種集現代航空技術、遙控技術、通信技術、導航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于一體的航空器，將是今后全球技術競爭的又一關鍵領域，各國都在積極布局，我國只有持續創新才能保持目前的領先地位。

為實現這三項目標，“十五五”期間要進一步加大科技投入，將研發費用占GDP比重從目前的２.7％提升至３.2％；要加強原創性和基礎研究，同時加快原創和基礎研究成果產品化商業化的步伐；要加速培養科技人才，尤其是AI相關的專業人才；要進一步推進我國的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建立與國際接軌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

三、新興產業揚長補短

我國的新興產業，與科技創新同步，已強勢興起。但仍有很大的擴展和優化空間，“十五五“期間應結合科技創新的新高度，揚長補短，加快興起。

目前我國將新興產業分為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和九大未來產業兩大類。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新一代信息技術、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高端裝備、民用航空和船舶與海洋工程產業；九大未來產業包括元宇宙、腦接口、量子信息、人形機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未來顯示、未來網絡和新型儲能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是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基礎，對社會經濟全局和長遠發展就重大引領作用的產業；未來產業是由前沿技術驅動，主要處于孕育萌發階段，具有引領性、顛覆性和不確定性的前瞻性產業。

八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已興起多年，成就有目共睹，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在全球也占有重要甚至領先地位。但還有加快興起的空間。據國家發改委估算，２０２３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我國GDP１３％以上，估計今年超過１５％。應該說，這一占比來之不易，令人鼓舞，但與高標準的預期卻有一定差距，記得2020年前市場就預期2020年達15%，2025年至20%。“十五五“期間這一占比應加快提升，爭取在2030年超過２０％。尤其應加快發展在全球競爭中處于核心地位的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和我國相對落后的新材料、高端裝備和民用航空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的核心地位，在于物聯網、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人形機器人等廣泛應用于產業發展、經濟運行和社會生活的各個環節，其發展前景取決于這些應用的實際效果。應該說，迄今為止，實際效果低于社會預期，目前市場對其前景也在觀望。”十五五“期間應該在這方面取得更為實質性的進展。新材料、高端裝備和民用航空產業則首先應在技術上解決瓶頸問題，同時在生產組織、區域布局和和市場開拓等各方面都加緊追趕。

同時，九大未來產業要加大力度地提前布局。這將決定我國在２０３５年及更長時期在全球經濟中的戰略地位，對此必須要有足夠的前瞻性。回想，過去多年來我國科技與新興產業的發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對未來產業的前瞻性謀劃；在今后更為激烈的全球競爭環境中將更應如此。實際上，九大未來產業中，人形機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生物制造和新型儲能的發展和市場競爭已經開始，我國的人形機器人和新型儲能已占先機，生成式人工智能隨DeepSeek的崛起與美國的差距已大幅縮小，生物制造則與世界領先水平仍有較大差距。其他未來產業，各國都是在探索階段，其中量子信息，以構建全球范圍的廣域量子通信網絡體系為目標，雖短期應用仍然有限，但在將來的重要性絕不可輕視。這九大未來產業，既然是未來的，發展空間巨大，因而目前的格局僅僅是開始而已，今后的變化難以預料。一切都將取決于從現在開始的努力，所以絕不可以掉以輕心，更不應該盲目自滿，應以更加“有為“的精神再度展現并增強十余年前謀劃“中國制造2025“那樣的前瞻性。

在我國現階段，新興產業還應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在這方面，應該補短。應認識到，制造業方面，我國是全球第一大國，正在向第一強國邁進，但我國服務業相對落后，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落后程度更大，是一大短板。生產性服務業是促進技術進步、提高生產效率、保障經濟活動有序進行的服務行業，雖不直接參與生產或者物質產品的轉化，對產業現代化的意義重大。按照國家統計局新發布的行業分類，生產性服務業分為10個大類、35個中類、171個小類，包括研發設計、金融、批發與貿易、信息咨詢、物流配送、檢驗檢測、租賃和商務服務、通用航空、倉儲和郵政快遞、人力資源管理、職業教育培訓等等。生產性服務業的GDP占比，2024年我國為31.4%，而美國和歐盟分別是48%和40%，相比之下差距很大。同時，我國生產性服務進口很多，占服務貿易進口的絕大部分，說明與制造業供過于求的情況相反、是供不應求。所以，我國應將生產性服務業作為新興產業來發展，爭取在“十五五“期間將其GDP占比提升至35%以上，并促其向現代化水平大幅升級。

四、宏觀平衡見實效

經過40 多年的快速發展，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結構出現了較大程度的失衡。促使宏觀經濟結構朝平衡方向進行實際合理的調整，是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和初衷之一。

如前所述，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進取性的；高質量發展理念下的宏觀平衡，也應該是進取性的，要充分地體現“高”字。因而，“十五五”期間我國經濟的宏觀平衡，不是在現有水平上的平衡，而是在更高水平上的平衡；不是被動性的平衡，而是應因新經濟時代的主動性平衡；不是為平衡而平衡的理論性平衡，而是符合經濟發展實際要求的現實性平衡；不是對標于他國的絕對性平衡，而是考慮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特點的相對和適度性平衡。對于最后一點，比如，如后面將提到，我國服務業和消費的GDP占比與發達國家有差距，應該提高，但不意味著一定要提高到與發達國家相同的水平。因此，如何平衡，平衡的重心、標準和程度都需要深度謀劃。

首先，總供需平衡，即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平衡。近年來，我國經濟增長壓力增大，特別是通脹低迷，消費通脹率在零左右，工業通脹率則深度為負，根本原因就是總供給和總需求之間的關系失衡，總供給嚴重大于總需求，簡稱為供過于求、需求不足、或供給過剩。前文提到，“十五五”期間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必達目標是將整體通脹水平，或GDP平減指數拉回到正值區間。為此，就必須從根本上改善總供需平衡，大幅降低總供給超過總需求的程度。這是減輕我國經濟增長壓力和扭轉通脹低迷局面的根本要求；否則，就難以實現前文所提“十五五”期間GDP實際年均增長4.8%和名義年均增長5.8%的定量目標。這應是“十五五”期間宏觀平衡的首要任務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目標。總供需平衡要求不但創造新需求，而且減少舊供給，任務無疑是艱巨的。從找到和緊握“抓手”的意義上，筆者先前多次發文指出，“兩新”，即大規模設備更新和消費品以舊換新，既創造新的流量需求，又減少舊的存量供給，一舉兩得，對癥下藥，是快速改善總供需關系的有效良方且必由之路。有人認為這只會產生短期效果，更新和換新后效果就消失。但殊不知，鑒于目前我國工業設備和消費品存量中的很多在質量上與現代化標準仍有很大差距，如城鎮居民住房中的40%以上仍是年代久遠的非商品房，更新和換新可以也應該輪番地進行，猶如棚戶區改造完后危舊房改造、再“老破小”改造、又城中村改造，進一步到涵蓋更廣的舊房改造。這將持續性地產生經濟刺激效果，長遠而言又將促使我國經濟和人民生活朝現代化方向“新新不已”。真是何樂而不為，“十五五”期間應在這方面加速推進。

第二，總供給結構平衡。2024年我國第一產業（農、林、牧、漁業）、第二產業（工業與建筑業）與第三（服務業）產業的GDP占比分別為6.8%，36.5%與56.7%。第一產業與第二產業占比，雖過去40年大幅下降，但與發達經濟體通常分別低于5%與25%相比仍然很高；相應地，第三產業比重則雖已超過55%，與發達經濟體多在70%以上比較仍然很低。所以，“十五五”期間加快服務業發展，增加服務業的GDP占比勢在必然。消費性服務業方面，教育、養老托育、醫療健康、旅游休閑、文化娛樂等產業的增長空間仍很廣闊，同時，具中國特色的社交、養生、家政服務等產業潛力依然可觀。生產性服務業，如前所述，潛力更大，將是今后我國服務業發展的主要方向。但在此必須指出的是，另一方面，考慮到我國為14億人口大國和世界工廠，從自給性地滿足國內各項主要需求，鞏固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供應優勢，以及保證經濟中高速增長等角度，保持我國的工業大國地位異常重要。所以發展服務業不應走得過快，不應以工業下降為代價。就服務業而言，規模和GDP占比都應提升，但起碼在今后１５年占比不一定要提高到發達國家70%以上的水平，“十五五”期間更不宜超過61%，而對工業來說，GDP占比應降低，但不應降至22%以下（2024年為29%），“十五五”期間更應保持在26%以上，規模則不應減小而要繼續擴大。也就是說，工業的總量仍要增長，而且是中高速增長，其中新興產業更要雙位數增長。即使是傳統工業，鑒于我國基本的消費品和工業產品都應自給，還要出口，其總量也是要增長的，占比也不應一直與過快地下降。

第三，總需求結構平衡。2024年我國最終消費、資本形成和凈出口（貨物及服務出口-貨物及服務進口）分別占GDP56.6%，40.1%與3.3%。從內需，即消費和資本形成來看，消費雖已占主導地位，但GDP占比剛超過55%，與發達經濟體一般70%以上相比仍有相當的距離；相應地，資本形成占比40%，仍然較高。從外需，即凈出口來看，GDP占比一度降到2%以下，但近幾年又回升至2.5%以上，比很多國家要高。所以“十五五”期間總需求結構平衡，首先是內、外需平衡，要加大內需比重。鑒于美國對我國貿易打壓不斷，減輕我國經濟對外需和外循環的依賴，增強內需和內循環，將是必然方向。第二是內需中消費和投資之間的平衡，應加大消費比重。要擴大服務性消費，與上述供給端加快服務業發展相對應；要重點提高中低層居民的收入水平，這些居民的消費傾向最高；要提升消費的檔次，促進消費價格回升。但與供給端同樣，在此方向上步伐也要控制。應該認識到，要保持工業大國的地位，離不開資本形成支撐，所以增強消費不應以資本形成下降為代價。今后１５年，加大消費的GDP占比并不一定要加至70%以上，相應地，降低資本形成占比也不是說非要降至30%以下。就“十五五”期間而言，兩個占比分別不應超過61%和低于36%。須看到，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包括制造業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仍有很大的擴張空間。尤其是，應抓住新興產業和新型基礎設施的投資機遇，尤其在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及相關基礎設施領域，包括芯片工廠、5G/6G基站、大數據中心、算力中心、機器人工廠、通信網絡、互聯網/物聯網絡等；新能源產業及相關基礎設施領域，包括清潔能源（光伏、風能、核能和水利）工廠及設施、新能源汽車工廠、充電樁、超高壓輸電網絡等；和新型交通運輸領域，如跨省大運河、數字化機場和港口、超導電動懸浮列車等。因此，固定資產投資，與供給端的工業同樣，雖GDP占比降低但總量仍應增長，而且是中高速增長，在新興產業和新型基礎設施領域更要雙位數增長。